虽然端方对于近代国家主义很有见地，但由于阶级出身的束缚，他的观点还是偏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及罗马法中的那种比较原始的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国家中必须有一种最高权力存在，这种权力可在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之手。而罗马法的理论承认国家的终极权力在于全体人民，但又承认人民已将此种权力委托“皇帝”。作为国家主权的执行者，“皇帝”的意志，当然具有与众不同的法律效力。
估计端方还受过英国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观点的影响：“国家政治制度，如果放任个人的任性和自由，则社会必将成为一个人对人都是豺狼的社会。”（《利维坦：教会和公民国家的内容、形式和权力》）
清末类似端方这样改良者的悲剧，就在于他们过于珍惜已经存在的秩序和制度，太相信人性本恶的理论，对国家（皇帝）的功能过于强调，特别着眼于集中权力和强有力的国家的建设，对于“民主”深意却置若罔闻。所以，对于端方和许许多多的满汉利益集团的朝臣来讲，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的学说最为妥当，那就是在大清国实行“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在清末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如果得以顺利实现，对于苦难的中国人民来讲，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给人以看到“天光”的感觉。法国启蒙大家卢梭所宣扬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听上去天花乱坠，实际上在清朝这样东方封闭性国家的可行性非常差，特别是所谓“天赋人权”，连边沁都认为那是类似宗教福音书的“臆想”，而“社会契约”，则是一种历史的“虚构物”。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个人在实际情况下提出的要求都是随意而无节制的”（边沁），所以，个人的要求、愿望，都不可能构成权利！在帝国背景下，端方等人认为，只有强有力的帝国法律才具有命令的特性，才可以免除受限制的痛苦而增加自由的快乐。可以想见，端方的政治主张一直是偏向于保守主义的国家主义。
如此见识如此才，依旧不能免于政治漩涡，慈禧死后，袁世凯被贬，端方也失势，被夺职罢官。直到1911年5月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后不久，朝廷才重新启用端方，委任他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清廷之所以让已被免职的端方去督办铁路，在于他先前有过“路事”经验——1905年他任湘抚时，曾与张之洞一起处理过废约赎路之事。所以，当时端方这一级别的清廷“大吏”，只有他懂得这个行当。
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后，为了配合赵尔丰在四川的镇压活动，清廷授予端方调遣四川新旧各军的权力，并给他加一顶“钦差查办大臣”的帽子。
被迫上任的端方本人，绝非可简单描述成是为清廷保驾护航的“反动派”。他本人的主观意愿，不仅反对“铁路国有”，而且更反对“主权洋有”。
仔细回忆端方先前在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任上所为，他一直支持商办铁路（或绅办铁路），并着力维护国家主权。随他而行的亲弟端锦，一直在各国留学。端锦在国外所攻专业，就是铁路专业，并著有《日本铁道纪要》一书。端锦也是清廷“铁路国有”的反对者。
端方、端锦兄弟俩人，相携而出，很有劝谕四方之志。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替朝廷平息骚动。可惜的是，哥俩命苦，从此踏上不归路。而“铁路国有”最大的推手、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本人高卧京中，却把端方推出来顶缸，冒天下悠悠之口，踏鄂川魑魅之途。
临行前，端方上奏折，希望朝廷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但是，被盛宣怀所迷惑、把持的枢臣会议否决了他的建议，严催端方上路。见事已至此，他只得附合上旨，电告涉路有关省份的督抚，让他们协商会办。
经行路上，端方一直在湖北拖延。他反复上折，坚决反对盛宣怀那种更进一步刺激川地士绅的“洋商包工”做法，以图迁就民意。京城邮传部由盛宣怀做主，内阁也不干，还拒绝了端方提出的国家另辟新线开筑新路的要求，不给川地士绅一点回转余地。
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后，端方意识到川地已是待炸的大锅，更不想前去。朝廷发出一道又一道“催命符”，逼他“即刻”入川查办。被逼无奈，端方只得携湖北新军第八镇部分士兵离开武汉，乘“楚同”舰，经水路往四川走。
到了宜昌后，他电报上奏，与朝廷、盛宣怀反复理论，甚至一度想辞职不干。就这样，他在宜昌拖了十来天。清廷不许，电谕他火速入川。
11月11日武昌起义爆发后，端方在夔州（今奉节）滞留了两日。朝命严催，不得已，他在11月13日那一天到达资州。七天前，清廷已下令任命他为署理四川总督。
此次携兵入川，端方一路上对民对兵竭尽赤诚，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房屋无非是“养猪堆粪”之屋，着实难为了这个素有洁癖的大学问家。
艰辛如此，他不辞劳苦，每到一处即鸣锣聚众，宣示朝廷“德意”，劝说川民，以语言化解地方的动乱。鉴于四川各地“同志军”蜂起的现实，端方不敢再走，只能愁守资州孤城，观察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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