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巡捕行动快，蹬着大皮靴，很快朝着火地点赶来。
听警哨声凄厉，孙武等人只得逃走。
治病要紧，孙武被同志送往日本人开立的同仁医院。
别的同志纷纷走避于设在汉口的另外一处秘密地点——汉口法租界内的长清里18号。
宝善里14号爆炸起火的原因，事后诸多人回忆，有的说是孙武自己制弹不小心，有的讲是赵楚屏装药失误，有的说是刘同抽烟烟灰落下引爆，说法不一。
在场的十个人中，刘同本人被杀，孙武和别的人日后回忆中又从未谈及细节。
经过分析和对比，笔者比较认同“刘同烟灰引爆炸弹”一说。
刘公的弟弟刘同这个少爷，确实算得上是革命的“丧门星”。
宝善里爆炸时，刘公本人并不在场。从辛亥起义诸人的回忆中，似乎对他当时在何地没有提及。笔者所能设想的，刘公巨富出身，只把宝善里14号当落脚地之一，肯定在汉口、武昌还有其他住所，所以才有当时他弟弟刘同一会儿在宝善里，一会儿在别处的情形。
事情发生后，大家在长清里18号集合。刘公随后赶到。没说几句话，他忽然脸色大变——包括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在内，共进会、文学社诸多的重要文件，均在宝善里14号！
内疚加愧疚，刘公捶胸自责，派弟弟刘同和妻子李淑卿往回踅返，试图取回花名册和文件。
出于侥幸心理，刘公希望俄租界巡捕粗疏，未及发现那些东西。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早已把文件、名册等物搜集齐全，转交给了清政府。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宝善里14号埋伏暗探，就等着有人上钩。
结果自不必言。李淑卿和她的小叔子刘同二人刚拿出钥匙想开门，就被潜伏已久的探子们围上，乖乖束手就擒。
被逮以后，李淑卿风尘女子出身，见多识广，革命意志坚定。她咬紧牙关不松口，没透露任何消息。刘同挨不过苦刑，把他能知道的一切尽数招供。于是，在汉口的革命党人，包括刘公、孙武等，内心惶急无限。
在如此情势下，别无选择，只得提前起义。
他们便派出邓玉麟，让他火速赶往武昌，向小朝街85号总指挥部报告发生的一切，立即组织起义。
由于刘同的招供，原为文学社总部的小朝街85号，已经暴露在清廷视野之中，恐怕也在劫难逃了。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位于武昌城南的小朝街85号，是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前的文学社机关所在地。其户主，乃陆军第八镇三十标排长张廷辅夫妇。与他们同住的，还有驻机关办公的刘复基。
刘复基（1883—1911年），字尧澄，湖南武陵（常德）人。他二十岁时，就积极参与宋教仁等人策动的华兴会长沙起义。败走日本后，他加入了同盟会。归国后，他一直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在1910年投湖北新军第二十混成协当兵。
从振武学社到文学社，都有刘复基坚实踏实的身影。后来，他被选为文学社的评议部长，从军队请长假，专门负责社务工作。
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成功合并，刘复基在其中努力最多。他一直以反清革命大局为重，调和双方矛盾，苦口婆心，最终说服蒋翊武与共进会合作，一致对外，反抗清廷。
当邓玉麟急匆匆从汉口奔至武昌小朝街85号的时候，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几个人都在场。仔细听取了邓玉麟的汇报，他们得知了孙武、刘公立即起义的要求。
在刘复基的催动下，大家一致同意提前起义。
由于刘公、孙武都不在场，总指挥部里面，只有蒋翊武职位最高，自然他就充当“临时总司令”。这个决定倒是歪打正着，因为他本人就是先前两个组织联合推举的“总指挥”。
最后，蒋翊武签署了起义命令，决定提前起义——当夜12点，以南湖炮队中的革命党人鸣炮为号，各军同志一齐起义。
如此匆匆，也是出于万般无奈——党人名册已落入清廷手中，如果不动手，只能坐以待毙。
于是，南湖炮队的炮声响不响，就成为当晚起义的关键。
几个人商量后，就派邓玉麟去南湖炮队宣布命令。杨洪胜、陈磊等人分头出发，通知各标营的同志，准备当天夜里动手。
为稳妥起见，他们还给邓玉麟配备了两个助手：徐万年和艾良臣。
众人想，三个人前去南湖炮队作通知起义的工作，总该万无一失吧。
邓、徐、艾三人离开小朝街，时为下午4点左右。他们在城内转了大圈，把该通知的同志都通知到了。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准备从文昌门出城去通知南湖炮队。
由于天色已晚，城门搜查甚严。三个人只得把身上携带的炸弹扔掉，空手出城。
当他们最后到达南湖炮队时，已经到了深夜时分。邓、徐、艾三个人翻墙而入，差点被在营内值勤的卫兵开枪打死。幸亏卫兵发现是自己同志，才帮助他们入得炮营。于是，几个人找来炮队的革命同志，到马棚商议起义计划。
那个时候，实际上当夜起义的计划已经流产——时间已经过了12点！
本身就是南湖炮队的营代表徐万年感到很为难。他认为，马上起义，时间太仓促，且兵营内的同志们均已熟睡，临时摸黑举事，混乱中成功的可能性极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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