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革命党人原本在新军中各个层级的人事安排，基本被打乱，不少党人士兵纷纷被调往外地。
如此再延搁下去，可能就会失去起义的大好时机。
审慎考虑后，胭脂巷会议决定，一定要尽快起义。八月十五一到，全军革命同志响应，一举推翻清廷在湖北的统治。
入川部队中，革命党人也留下通讯方式——湖北起义，如果成功，即发电报以“母亲故”加以表示；起义失败，暗号为“母病愈”；起义成功有胜算，电文暗号是“母病危”。一俟武昌发动起义，入川鄂军将全力回来支援。
未料到，千端万绪开头难。就在胭脂巷会议召开的当天，驻扎于武昌城外南湖的第八标三营的炮队出了娄子。
南湖炮队的“出事”，不是什么真正的“造反”，而是属于类似“哗乱”的小小意外军变。
当天下午，一队士兵喝酒，为即将退役的正目汪锡九和士兵梅青福饯行。由于排长刘步云（记住这个名字，后来还会提他）干涉士兵喝酒，双方发生争执，大打出手。
炮营管带偏袒那位刘排长，派宪兵抓人打人，为此大大激怒了士兵。几十上百的士兵乘酒劲发威，抢了几十把指挥刀，四处跳嚷，大叫“同志快起”。
革命党在第三营的革命代表赵楚屏等人想借机起事，与几十个士兵一起冲入弹药库，拖出几门大炮要放。
摆弄半天，他们忽然发现，大炮都没有引线，几个人才悻悻而去。
时为武汉最高军事长官的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闻讯大惊，立刻派出马队前往南湖炮队弹压。
待骑兵赶到时，哗变的兵士早已逃散一空。
如此小事，打草惊蛇。
不久，“八月十五杀鞑子”一语在军营传开来。
武汉的清朝军政要员闻之更惧，立刻提高了警备程度。他们屡屡派出密探，到处侦探消息，搜集情报。
湖广总督瑞澂宣布，10月6日（八月十五）当天，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军中除值勤士兵可允许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集中收缴，统一保管。更严格的是，他还下令，即便是军营的中秋联欢会，也要提前一天举行。八月十五那天，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
当时，与会的清朝文武官员很多，有人建议把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工程营士兵调离，遭到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的反对。他认为，此举会更加激起士兵反感而引发军变。由此，提议未获瑞澂支持。
如果在楚望台调开了工程营，武昌起义的结局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
起义总指挥部鉴于当时的情况，只得把起义时间往后推，约定在阴历八月十八那一天起义，即阳历的10月11日。
改期通知刚发出不久，乱中生乱，凭空生枝节。
10月9日那天，共进会领导人孙武所居的宝善里14号，轰然一声，出了大事。
忙中添乱的烟灰
孙武（1879—1939年），原名葆仁，原本是很“传统”的一个中国名字。由于他坚定反清，就把表字改为“尧卿”（摇清），号梦飞、遥仙（孙文是逸仙）。
孙武是武汉柏泉孙湾人，据说祖父曾为太平天国战将（具体不详）。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具有特别强烈的反清精神。十八岁时，孙武考入湖北武备学堂，得遇“革命”同学吴禄贞。他们每每激谈天下事，意志昂扬。
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孙武曾被封为“岳州司令”，但未及过瘾，就因为起义失败而被迫化名潜逃。
后来，孙武去过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在东京一度非常活跃。共进会成立后，孙武作为骨干归鄂，策划起义。
在东京时，孙武身边好友个个后来都大名鼎鼎——宋教仁、秋瑾、胡瑛……
回湖北后，孙武原本住在汉口的荣昌照相馆，天天忙着制宣传单，刻制印章，制造土炸弹。
10月4日（八月十三）那天，他因怀疑有清廷暗探来查，就决定搬家。
有同志李自贞作铺保，孙武等人搬到了汉口俄租界的宝善里14号，并以此地为临时指挥总部。
而身为起义领导层的刘公，很快带着妻子李淑卿与弟弟刘同搬入此处居住。
10月9日（八月十八）下午，孙武在屋子里全神贯注，忙不停地制作炸弹。他面前的案子上，摆满了黑铅、铁片、罐头盒、盐酸、硫磺等物。
孙武本人受过“专业”训练，加上起义时间紧迫，所以他专门负责制作土炸弹。
他效率不低，一日可作大概五十枚。
刘公的弟弟刘同，是个十六岁的少年。他本性好动，又有抽烟的习惯。这一天，他倚着大木案，边看孙武忙乎，边喷云吐雾。
烟头火忽明忽暗，阵阵香雾飘摇，孙武竟然想不到阻止这位小老弟抽烟。
其间，刘同站久乏累，潇洒一弹烟灰，转身欲离去。
他刚转身，桌案上的炸药“蓬”地一声腾起一团大火球，立时引燃了其他杂物。
浓烟升起，孙武的双手和脸被严重灼烧。值得庆幸的是，他双目依旧能视物。
手脸火辣辣地疼，孙武很坚强，他一边命令刘同赶紧离开，一面让当时在另外一间房子印制伪钞的李春萱向房子泼煤油。此举目的，是想在救火队来之前，把所有“证据”都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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