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湖北革命党人最重要的四字纲领，是“革命排满”。因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必然是要“驱除鞑虏”。
鄂籍党人不是很“排洋”，这主要因为他们多年与洋人打交道，深晓对方的“厉害”。
即便如此，这些人把“反清复明”提升到“革命排满”的层次，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上巨大的进步。
“八月十五杀鞑子”
活跃在武汉新军中的两个主要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虽然目的都是为了排满革命，但毕竟存有门户私见。开始的时候，双方互挖墙脚。
值得庆幸的是，两个团体的上层人物还算有大局观。危急关头，他们开始商量联合共事。直到1911年5月，共进会和文学社才真正展开正式的合并谈判。
刚开始，双方各不相服。蒋翊武认为，文学社的人数居多，在新军内的基础也好，两个组织合并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然不同意，他认为共进会是同盟会系统，在全国影响大，经费又多（靠刘公所捐的五千两白银）。所以，联合后自然是共进会掌权。
讲到此，可能有读者会好奇：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不少人出身富户，又有不少会员的入会费用，难道缺钱吗？
革命党，他们不仅仅是缺钱，而且是非常缺钱！
在如火如荼闹革命的辛亥年，六月间，为了找钱，共进会的湖北人居正，带着湖南同志焦达峰，潜回自己的老家广济县踩点。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县内达城庙的一尊纯金菩萨。不久，居正、焦达峰召来同志数人，乘月黑风高雨大之夜，穿寺墙而入，把金佛从莲座上凿下，盗之而去。可惜，半路上，他们遇见几个办公差往还的蕲州捕快，误以为盗佛之事败露，慌忙把金佛扔在当地，拔脚狂逃。
湖南革命同志邹永成为了给革命筹钱，绞尽脑汁，很“热情”地去探望家在武昌的婶母。得知她确实家境殷实后，邹永成订购迷药，准备药翻她。岂料，当时就有卖假药的。婶母饮酒一壶，笑吟吟无任何玉山将颓的迹象。无奈，邹永成临走捎带脚把年幼的堂弟拐走，然后谎称是土匪绑架。最终，他从婶母处“勒索”了八百银元，奉献给革命组织。
最大的一票，当属刘公的五千银元。这倒不是同志抢同志，基本属于同志抢自己家。
刘公家乃襄阳巨富，他知道老父一心要自己做大官发大财，就写信给家里，说自己想花钱捐个道台。老头子本来正忧虑膝下这个忤逆子有“革命”的意头，忽见他有意献身朝廷，大喜过望，当下就许诺给儿子银元两万以作捐官用。
说到做到，刘老头立马就往汉口银行汇了五千元，要刘公把这笔钱当作买官的铺垫。
孙武得知此事后，脑里一轰，眼前一亮，忙找到彭楚藩商量，千方百计要把这笔巨款搞到手。
怕刘公舍不得那笔钱，时为新军宪兵排长的彭楚藩立刻拍胸表示：“刘公在东京任共进会头领时，印制过一份名为《革命方略》的地下刊物。我去吓唬他，如果他不交出这笔巨款，我就威胁他，说要把他押送到官府，让他捐官捐不成……”
果真，彭楚藩到刘公家“做客”，没说几句话，他就掏出一本《革命方略》，瞪着眼睛吓唬对方。
此举惹得刘公怫然不悦：“我本来就是从家里骗钱干革命的，干吗你又来吓唬我！”
结果自然皆大欢喜……
盗金佛，拐人质，欺家人……为了革命找钱，革命同志绞尽脑汁，无所不为。
三次谈判过后，文学社、共进会求同存异，最终一起接受了老好人邓玉麟（共进会）的提议——双方一起组成指挥部，共同分享领导权力。
直到1911年9月23日（辛亥年八月初二），共进会、文学社这两个团体才正式开会宣布合并。会议地点是武汉雄楚楼10号的刘公住宅。
在合并大会上，大家接受了刘复基的提议，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不再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称，统称为“武昌革命党人”。
权力分享方面，与会者推举蒋诩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
这种安排，非常微妙。
看似文学社的蒋翊武当“一把手”，但孙、刘二人皆为共进会出身。而共进会方面，刘公原为内定的湖北大都督，此时只能屈居于蒋、孙之后，负责民政这一块。
表面上合理、平衡的人事安排，其实为日后双方的争权夺利埋下了伏笔，也为武昌起义后指挥权的归属纠结留下了隐患。
雄楚楼合并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起义指挥部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禹家召开干部会议，共一百多人参加。会议决定，将于1911年10月6日起义。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暗合元末历史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元末陈友谅在沔阳起事，就是在中秋节以月饼传信，奋起杀元兵）。
此前，由于四川保路同志军的起义，清廷抓紧在全国范围内抽调部队去四川镇压，其中，就包括武汉的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全标以及第三十二标的一个营。这些部队，皆划归钦差大臣端方，已经先行入川。而蒋翊武所在的第四十一标，也被调往岳州驻防。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