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之后，随着拒俄运动的兴起，改良思想迅速被革命思想所取代。
由于沙皇俄国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在日本的留学生甚至组织起“拒俄义勇队”，通电清政府，要求作为前锋军出兵抗俄。面对如此的爱国行动，短视的清廷竟然认定是“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命令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联手，取缔了学生的爱国组织，并下令各地督抚对于回国表现激进的学生随时可以“就地正法”。如此，昏庸的清政府完全把国内一致对外的矛头转向了自己，使得清廷在国人眼中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悲痛欲绝之余，中国有识青年中的大部分，从此在情感上与清廷完全一刀两断，他们痛论国事，下决心推翻这个腐朽的朝廷。留日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本来是愿为清政府前驱挽救国家危亡，此后，他们的宗旨却突变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并组织以暗杀破坏为主要手段的“军国民教育会”，纷纷回国从事以刺杀清朝大僚为主的激进革命恐怖活动。
在《苏报》案啼笑皆非的大戏中，清廷竟然作为原告，向租界当局控告自己的国民，虽然最终他们把邹容、章太炎关进了大牢，却使国内人心完全不可挽回。从此之后，排满主义已经深入人心。
《革命军》《猛回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恰似三颗重磅炸弹，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陈天华字字血泪的痛陈，让国人感受到亡国灭种的急迫和迫在眉睫的危险：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革命”的呼声，此后完全替代了“改良”的呼吁。1905年夏天，同盟会在东京的成立，标志着从前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的融合和壮大，“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愈加鲜明和无忌，革命风潮已经愈演愈烈，无法控制。
姗姗来迟的“君主立宪”
中国的立宪思潮，并非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早在维新变法开始的时候，康梁就提出过“君主立宪”。真正进入“百日维新”时期，改良派却收回立宪主张，因为当时他们无暇顾及此事。
待梁启超等人第二次提出立宪的主张，历史已经进入了20世纪。1901年，逃亡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认为清廷应该“决行立宪”，但他仍然以日本为根据，希望中国立宪至少有十年的预备期（日本明治宪政从提出到施行长达二十年之久）。
此后，《新民丛报》《中外日报》《大公报》《羊城日报》《京话日报》等报刊纷纷呼吁立宪，不少人士还积极活动当时的清廷重臣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请他们出面呼吁朝廷实施立宪。
1902年之后，国内外对于清廷立宪的呼吁日益增多，继侍讲学士朱福诜上书要求立宪后，1904年，清朝驻法公使孙宝琦也向朝廷提出立宪的建议。特别是日俄战争爆发后，在本国国土上让两个外国开战的巨大耻辱，使得国人精神震撼之余深思：蕞尔小邦的日本，之所以能打败俄国，肯定就是立宪之国对君主专制之国的胜利。于是，立宪思潮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原先国内外的改良派，纷纷变成了立宪派。
立宪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不仅地方督抚、驻外使节中不少人纷纷上书，清廷内部连袁世凯、端方等人也积极反应，奏请清廷考虑立宪，并希望朝廷派员出洋考察西方时政，为立宪做准备。梁启超等改良派最积极，他们著书立说，代草宪政纲领，并真心实意地告诫清政府，如果一味拖延，时不再来，革命可能就会勃然而起，只有立宪才能把革命消融于无形之中。
左思右想之后，清廷才决定派出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率人出洋考察欧美、日本的政治。
五大臣此行确实不是虚行，东西洋游历长达半年之久后，他们最终向朝廷奏报，说立宪有如下三大好处：第一，皇权永固；第二，外患渐轻；第三，内乱可消。（具体内容见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由此，他们建议朝廷，可以先下“定国是诏”，以十五年到二十年为期，准备立宪。
清廷准奏，发布上谕，宣布要“仿行宪政”，但并没有公布具体的立宪时间表。
这一虚与委蛇的“上谕”，使得天真的立宪派兴奋不已，在1906年到1908年间，各地组织成立了五十多个立宪团体，其中最有名的是东京的“政闻社”和“宪政讲习会”、上海的“预备立宪会”。除了梁启超等改良派大家以外，许多现任官吏、大士绅、大资本家也加入立宪团体，主要目的如下：
一、推动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
二、巩固司法独立，确立法律架构；
三、确定地方自治权力，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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