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慎重对外政策，在外交中保持对等的权力。
为了消除清廷的疑虑，政闻社等组织还信誓旦旦地表示，立宪派对于皇室，绝无冒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乱治安之举。即便如此，清廷日后还是找借口查禁了政闻社等组织。
无论如何，立宪运动方兴未艾，在全国各地发展势头越来越大。特别是当时的清廷重臣袁世凯，也强力主张建立责任内阁。但他的深沉心机，很快就被御史赵炳麟揭穿：
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死亡），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他自）己居阁位（当总理大臣），君（指光绪帝）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皇位）。（《谏院奏事录》）
对此，老谋深算的慈禧也察觉到隐藏的危险，否定了责任内阁制。
激动心情稍稍平静后，立宪派忽然发现，清廷的预备立宪与立宪派向往的立宪差之千里。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清廷的立宪是要实行日本式的“二元君主立宪制度”，而立宪派是要仿造英国的“虚君立宪制度”；第二，清廷的立宪，当时主要的目的是做姿态，一味拖延，没有确切时间表，最终在立宪派全国请愿的压力下才勉强得出“九年预备立宪”的承诺，而立宪派则主张速开国会，及早立宪，并对朝廷官职改革中回避国会和责任内阁制表示强烈不满。
清廷的立宪蓝本，基本上是日本明治立宪的翻版，从下列表格中关涉皇权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明晰发现二者的“孪生”性质：
当然，清廷这种思路，也有着他们现实的考虑：立宪思潮勃兴的契机，就是日本战胜俄国的那场“日俄战争”的刺激。昔日甲午战败，国人还可以把李鸿章说成是“卖国贼”，把责任全部推在他一个人身上。如今，沙俄对日本的惨败，致使国人脑袋忽然开窍：哦，蕞尔之邦大败大国，原来最大的奥秘在于两个字：立宪！
为此，清廷仿效东邻日本的政治制度，在文化、民族心理结构上，都不能说不对。而且，日本的宪政，给予君主最大的权力，这当然非常符合皇族统治的根本利益。由此观之，清廷所作所为日后被立宪派激进人士讥讽为“假立宪”，也不甚确切。一个保守政权的选择，当然会最大限度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方面面。
革命党人自然立场激进。观察当时的世界形势，一切君主立宪的国家，都会强调君主的威严，因为大清国家的属性是君主制，不是共和制，所以，君主制前提，就是君主的尊严神圣，当时的德国、日本、俄国、英国等国家，在宪法中无不强调君主的威严和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清廷草案中，尊崇君主，并不妨碍立宪。大清《宪法大纲》中也说得明白：“宪法乃国家宪法，天子庶人皆当遵循，不得逾越。”而且，所规定的君主“十四条权力”，仔细究之，也都处于议院、内阁和司法机关的约束下。大清皇帝威权，和别的国家君主立宪所规定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差别。
革命党人当然不听这套，他们善于鼓动，遣词造句，对尊崇皇权的内容大加鞭挞。
立宪派呢，对于专制君主制度的危险也过于敏感，他们指出，如果不速行立宪，救亡图存根本无望，并预言全国范围内的兵变或者民变势必在一两年内就会发生。届时，怨毒所指，玉石俱焚，不仅三百年皇室会由此罹祸，五千年国家也会发生前所未有之剧变。（见梁启超化名“沧江”所撰的《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
其实，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他们的立宪过程，从明治天皇继位到1890年召开国会，时间长达二十二年。而清朝准备以九年的时间预备立宪（后来缩短到五年），实行上下两院制度。颁布宪法如此速度，乃全球罕有！对于当时的少数有识之士来说，只有谨慎的、渐进的改革，才能真正发挥实效。
立宪改革在中国之所以那么不容易取得成功，不仅在于革命党反对，还在于宫廷老旧官员也反对，排汉的清朝权贵更是激烈反对。抛开国外的革命党人不说，就是在国内，如何处理内部的反对意见而不引起骚动，对于清廷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立宪派中的激进分子，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善于鼓动，非常能打动民众；那些既得利益的权贵反对派，权高位重，有可能只言片语间就毁掉立宪，牵制力也很大。在国内，这两派力量，哪一派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都会使得改革毁于一旦！即使当时的宪政激进派改革加速成功，由于他们缺乏实际政治操作能力，中国社会说不定会由此陷入大乱；而保守力量过于强大的话，整个社会在他们的压力下可能重新回归戊戌革新后的倒退，形成中国的悲剧循环。
对于当时局势，第二次出洋考察的大臣于式枚曾经警告过：“（立宪）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
不过，回望历史，自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开始，清廷制定了专门的刑律《大清新刑律》，还有第一部商法《钦定大清商律》、第一部《破产律》、第一部《刑事民事诉讼律》以及《亲属法草案》《违警律》《法院编制法》等新型法律，加上《钦定宪法大纲》，这是多少人的呕心沥血之作啊。但是，革命党人一句“骗人的把戏”，在清末那样的环境中，很可能就把这一切努力都抹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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