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良到革命的分野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一道分水岭。此后，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东亚最典型的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治生活以皇帝为中心，完全由一个职业的官僚系统垄断，而这个官僚系统也不过是皇权的附属品。因为，中国皇权的来源是“天命”，具有无可辩驳的合法性（中国“革命”这个词语的原意，就是一个朝代帝王的“天命”被革，而非一般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而它的经济，则是马克思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
当然，传统中央集权的中国官僚制度，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腐朽和没落，它的精细程度其实堪比现代官僚制度，具有高度理性化色彩。可惜的是，在陈旧“传统”观念下，正是这种具有极强自我修复能力的制度和系统，以其绝对封闭的、水泼不进的特质，反而最终成为僵化帝国迈向现代化的绊脚石。
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前，历代中国政治的变迁，局限于朝代的、种族的、一家一姓的变化，并不是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在政治原则方面，一直没有推陈出新的质变过程。
清朝的统治，也是“万代皆行秦制度”的一种翻版，只是因为它“异族”的身份，自始至终都让汉民族中间的有识者质疑这种统治的合理性。
清朝中央政府的核心，是内阁和军机处，下设行政六部、诸院、诸寺等机构。军机处和内阁虽都是皇帝的辅助机关，但由于军机处是皇亲国戚参与的议政班子，地位一直在内阁之上。六部制看似沿袭于明代，可清朝六部官职的设置，一直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满人居于汉人之上。所有的行政权力，最后皆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而清朝地方的省、道、府、县四个级别的官员，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清朝政府对于基层里社、保甲的控制，没有那么严密，行政力度基本下延不到基层中，只是凭借地方士绅和家族控制间接统治。
由此，在广大农村地区，清朝的行政控制就留下了一个空心的夹层。这个夹层的作用非常大，它既可以稳定社会基层，又可以在合适的条件下变成反对政府统治权威的力量。由于长期的封闭和僵化，清朝农村基层一直处于停滞、闭塞的状态。
鸦片战争开始后，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最终摧折了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一切基础，政治、经济、社会、思想，都忽然暴露在凛冽空气中，在混乱和灾难降临的同时，加速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剧变。从此以后，华夏中心的“天下”概念一去不复返了，清朝先前妄自尊大的“朝贡体系”，全为被迫与洋人定下的“条约体系”所替代。
赔款、割地、开租界、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通商口岸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新名词，让中国人在惶骇中，开始对这个全新的世界进行更加认真和实际的思考。在传统的自然经济遭受灭顶之灾的同时，中国被迫纳入世界的经济体系循环之中。由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得以形成，中国各阶层的心态受到极大扭曲，最终孕发出一种几近畸形的民族情绪，最突出的爆发，则表现为日后的义和团运动。
对晚清政治格局影响最大的，当属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这场国内战争，使得清王朝元气大伤，统治根基被严重削弱。地方军事集团，特别是以汉人为主的军事集团由此勃兴，日渐影响清朝的中央集权统治。这种结果，也促成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增加了地方大员的军事迷信程度，使得政治朝军事化的方向发展，原先的文官政治体系逐渐出现崩垮的迹象，为日后军阀争战和统治埋下了深刻的伏笔。最早以湘军为首的地方势力不仅有地方的行政权力，还有财政的自主权，逐渐使清廷不得不对地方开始了严重的依赖，由此以往，国内离心离德的气氛日益浓厚，从而造成了中央政权权威性的日益降低，先前的大一统统治力被一扫而空。
戊戌变法的失败、六君子的被杀和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的被害，是清末改良最终激变为“革命”的关键。孙中山的反清活动虽然比“公车上书”还要早，但最初，他在国内的影响非常微弱，远远不能与康梁的维新变法相提并论。正是谭嗣同、唐才常所流的鲜血，最终使得中国一帮有为青年痛定思痛，他们深刻认识到，改良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泪眼擦干之时，忽然转向革命一途。
最深刻的变化在于，戊戌变法失败后，鲜血与屠杀，使得汉族知识分子原本理性的心态，逐渐为一种焦虑的激进所替代。他们的危机感如此迫切，昔日温情脉脉的改良，遂激变为“只争朝夕”的革命。
从1901年东京《国民报》创刊开始，革命和仇满，在新青年中成为蔚然时尚的两大宗旨。即便那个时候，在国外华侨界，革命派的影响依旧远远逊于改良派，真正主张革命的团体，也只有孙中山的“兴中会”，而康梁的保皇会，在美洲、南洋竟然有十一个总部、一百零三个支部，势力遍及五大洲一百七十个华埠，会员达十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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