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资本主义革命也产生于西欧封建社会的母体当中，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以及城市的兴起基础上发生的。随着国王削夺封建领主的权力，英国的中央集权得以巩固，市民力量迅速增长，民族意识和主权观念日益强化。在如此背景下，由市民阶级发展出来的新兴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最终催发了君主议会制度。而后，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原有的王权、封建诸侯、资产阶级的三角平衡关系破裂，终于爆发了1689年的“光荣革命”，王权被削弱，《权利法案》获得通过，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得以确立。到了18世纪上半叶，政党制度、内阁制度和议会制度完全成型。而后，英国率先进入了工业革命的大发展时期。这样一来，政治现代化的所有目标，都得以在英国实现——权威的理性化，结构的分化，政治参与度的扩大化。可以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的里程碑，从此，旧的生产关系得以彻底改变，封建传统开始唱吟起它哀长的挽歌。
法国贵族一直享有极大的特权，长久以来他们处心积虑地维护自己这种特权地位。但是，随着地方自治的市民阶层的发展，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步通过金融业和工商业的飞速发展奠定了他们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这种“第三等级”与达官贵族的矛盾就愈演愈烈。而法国王权呢，在17世纪一度非常强有力。此后，由于专制王权愈演愈烈，竭力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日益腐败，政治高压，最终引起了“第三等级”联盟的暴动。法国大革命通过了划时代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君权神授的政治权威，终于被理性化、世俗化的政治权威所取代。即使1804年拿破仑恢复帝制，为了粉饰专制，资产阶级也从三部重要的法典（民法、商法、刑法）中得到了补偿，自由贸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虽然表面上是帝制，但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职业官僚组成的现代化的国家管理结构，官僚机构化和政治民主化平行发展，相互融合，相互平衡，不仅政府效率得以提高，人民的政治参与和代议程度也得到提高。
美国政体从一开始就深受英国都铎王朝时代政体的影响，但它的历史背景非常独特。美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在不断的经济交往中逐渐产生了摆脱宗主国控制的思想，而那些独立战争领导人最初的信念，源于人民主权学说的乡镇自治的原则。这种自下而上的层层授权的自治传统，具有非常独特的美国烙印。早期进入美洲大陆的英国清教徒，头脑中就有许多民主共和理论，他们在母国受到的政治教养，使得他们十分珍惜以自由原则为基础的权力观念和地方自治。所以，现代的美国民主，同他们早期的乡镇自治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德国的封建时代一直处于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王权旁落的衰落状态。在英国、法国已经确立了绝对君主制的时候，德国依旧处于严重分裂的类似城邦小国的交杂境况。随着王朝兼并战争的开始，普鲁士国家实现了统一，而恰恰是这种统一过程，使得德国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政权始终掌握在上层的容克地主和军事集团手中，民主化进程非常缓慢，经济在西欧也相对落后。但是，德意志民族高度的纪律性、正规化的等级制度以及类似东方国家的无条件服从人格，使得德国政府的效率非常高，即形成了一种“组织形式更紧密或称为‘法团’（corporate）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从地缘政治角度讲，中国当时最值得借鉴的，当属日本。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是个经济非常落后的东方国家，内部的政治体制是非常特殊的“幕藩体制”，它其实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封建集权制度。天皇只是作为一种最高的政治象征物而存在，统治之名与统治之实相分离。1853年，美国将军佩里率领军舰冲破了日本二百多年的“锁国”政策，日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了国门。而近邻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巨大耻辱，强烈刺激了日本，使得他们产生了极强的危机感和末日感。同时，由于武士阶层对德川幕府的强烈不满，最终爆发了打着“尊王”旗号的倒幕运动，以明治天皇为首脑的中央集权得以前所未有地强化。
明治维新废除了武士阶层和华族、士族阶层的特权，促进了国民平等的观念，以比较平稳的方式泯除了原先社会上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推动了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国内城市进一步繁荣，工业化、市场化的进程快速向前，日本很快就在技术上赶上了当时西方的先进国家水平。1871年，日本政府在各个村、町、县设置地方协商会议，广开言路，促进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各个地方政治集团纷纷结党结社，大众的近代国家意识空前高涨。1889年，日本政府主动进行创新和改制，明治天皇批准了伊藤博文主持起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作为东亚国家，日本与清廷改革方面最大的不同，就是日本改革自下而上，清是自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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