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记》记载：“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
可见，秦朝灭亡之后，咸阳经历了项羽烧焚，十二个巨大的铜人依旧“健在”，后来一直安放在汉朝的长乐宫前面；直到汉末，也就是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乱政，他下令销毁十二个铜人中的十个，铸成有别于汉朝五铢钱的小铜钱。幸存的两个铜人，被他派兵士推移到长安城的清门里；到了三国时期，魏明帝曹叡下令把这两个铜人转运洛阳。由于铜人太重，当无数工匠费尽千辛万苦，用“滚木法”把这两个“巨无霸”运到霸城时，由于地势原因，再也推行不动，只得把它们留弃在当地；东晋十六国时，后赵羯族暴君石虎不惜人力物力，把两个大铜人运到了后赵首都邺城（今天的邯郸附近）；再后，前秦大帝苻坚统一北方，出于政治和经济考虑，他下诏把这两个巨大的铜人从邺城运回长安，最终销毁。
也就是说，从秦始皇到前秦苻坚，历经约六百个春秋，十二个铜人最终没能逃脱被销毁的命运，也被历史“雨打风吹去”……
铸铜人，目的主要是毁兵器。天下无兵之后，始皇帝对于六国昔日有影响力的“豪富”肯定不放心，很快就下令，把六国十二万富户集体强行迁移至咸阳附近安置。
“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这里的“豪富”，不仅仅是富豪，除了六国原来的富商大贾以外，还有六国贵族和豪族。这些人，在秦朝灭六国的过程中，肯定没有公开、明确地抵抗过秦军。秦始皇找不出要他们脑袋的借口，但他也深知这些人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既然不能公开没收这些人的财产，也不能公开法办这些“顺民”，始皇帝只能来这招儿，把这些隐藏的异己分子从他们的老窝里面整个端出去，一揽子弄到咸阳，放在帝国的眼皮子底下，谅他们也不敢轻易造反。同时呢，这些人在六国原籍的影响力，也必定会随着迁徙而消失，他们各种不动产在无形中同时被剥夺，可谓一石二鸟。
天下一统之后，秦始皇大力扩建首都咸阳。首都忽然变大，他不可能让自己孤坐在一个空虚的都城里面感受万乘之尊。把十二万户豪富之家迁移过来，就忽然使得咸阳的人口急剧增加。我们知道，“富庶”这个词儿，是形容古代国家强盛的一个标准用词。富，富裕也；庶，人多也。十二万户，可不是十二万人！每户如果把主人、僮仆加起来平均五十人计，十二万户，也有五六百万人之多。
秦始皇像
这些六国豪富在当地的土地、房屋虽然不能带到咸阳，但他们肯定会携带大量贵金属、器物、粮食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物资来到秦国首都。如此，始皇帝的帝都，一下子就会因为这些人的到来变成一个无比巨大的宝库，也成为帝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税收来源。
迁徙豪富之家，始皇帝不是仅仅只弄了十二万户。第二年，他又下令迁八万户于外，其中三万户到丽邑，五万户到云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 “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三十六年（前211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其实，这种迁徙豪民的举措，不是秦帝国统一之后才开始的，在攻灭六国的过程中，嬴政一直努力推行这种目的性极强的政治举措——灭魏国后，当地豪富孔氏被迁往南阳；灭赵国后，当地豪富卓氏被迁往蜀地……
从政治层面上讲，嬴政和他手下大臣目光不可谓不远大，迁徙豪富和销熔兵器一样，主要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铲除六国旧贵族和旧势力赖以反叛的基础和土壤，是更深层次的政治统治手段。由此，可看出嬴政在专制统治方面的深谋远虑。
赋税满足了，隐藏的反叛可能性被压制到最小，嬴政和他的臣下们，便开始进一步经营大一统帝国——修筑驰道，拆除壁垒。
秦朝统一前的战国时期，各国道路宽窄不尽相同，车轨尺寸大小不一，车辆种类混乱繁多。为了保护路面，提高公用道路的使用效率，秦朝规定全国车轨的统一宽度为6尺。秦代1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23.1厘米，6尺相当于现在138.6厘米。
车轨得到统一，具有标准车型的马车、牛车都可以在全国各地交通大道上畅通无阻，行车效率大大提高。为此，秦朝在原来六国车马道路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修筑了统一宽度的驰道，道宽五十步（六尺为一步）。这条全国贯通的“高速公路”，据《汉书》记载，它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真是四通八达。正是有了这条驰道，秦始皇才可能舒舒服服地多次巡游各地，到处勒石记功。
而嬴政本人呢，也有专用通道，即驰道中间宽三丈的部分，这属于御用专行道，未得皇帝批准，不允许常人使用。
秦朝驰道，我们今天基本找不到踪迹了。但是，有一条道路尚有踪迹可循。当时，秦始皇为了防备北方匈奴入侵，在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修筑了一条由云阳直通北方九原郡的“直道”，长达1800里。起点是今天的陕西淳化县梁武帝村，从当地北行到子午岭，巡山岭主脉一直往北，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东胜，在昭君坟附近渡过黄河，最终到达包头市西南方向的原清朝九原郡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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