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横跨草原和山岭的直道，宽4.5米，许多段未被破坏的遗址上面至今寸草不生，可以想见当时工程质量之高。在公元前修筑这样长、这样难的“高速”公路，现在想起来，都有匪夷所思的感觉。
当然，秦始皇并不是“驰道”的创始者，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修建了“国家级”道路，当时称为“周道”或者“周行”（读háng）。《诗经·小雅·四牡》:“四牡（左马右非）（左马右非），周道委迟。”《国语·周语》:“周制有之日：列树以表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可见，周朝“国道”，规模已经大为可观，路面恰似磨刀石一样平坦光滑，如箭杆一样笔直；周道宽度，竟然能够容纳四匹公马拉的大车从容行驶；绿化也不错，道路两旁植树；每隔十里，都修有供旅客休息、饮食的庐舍；每隔三十里，还有专门供旅客住宿的路室；每隔五十里，设有市镇，镇上还有规模较大的驿馆，里面存储着各种生活资料。推而及之，秦始皇的“驰道”，乃周朝国道具体而宏的翻版。
始皇帝和他的统治班子在大修道路的同时，自然而然，就把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修筑的许多关塞堡垒全部拆除。天下一家了，哪里可能容许还有这样的关河阻隔壁垒呢？在专制统治惊人的效率下，两年多时间内，除了在全国主要地区修成了驰道、直道以外，秦始皇还在西南边疆修成“五尺道”，在今天的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成了“新道”。自此，秦国交通网络，可谓四通八达。
内部稍安，肯定要思及外部管理。所以，嬴政北击匈奴，南平“百越”，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夷”的统治。
此前，当嬴政忙于在中原地区逐一击灭六国之时，根本抽不出手来对付北部边境的匈奴人。匈奴铁骑乘机南下，趁火打劫，占领了秦朝北部边郡许多地方，还以“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为根据地，直接威胁秦朝的首都咸阳。
统一之后，秦帝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消除匈奴的军事威胁。
秦始皇任命大将蒙恬率兵驻守上郡（郡治在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开始耐心经营北部边防，保证秦朝政治中心咸阳的安全。
蒙恬其人，乃秦国军人世家出身。其祖父蒙骜，原为齐国人，在秦昭襄王时代投奔秦国，曾经为秦国攻下九十余城，功勋卓越，在秦国和白起、王翦等名将比肩，官至上卿。其父蒙武，曾作为王翦副将，击灭楚国，阵斩楚将项燕，俘获楚王，也官至上卿。正是蒙家三世的赫赫威名和蒙氏家族对秦帝国的忠诚，才使得秦始皇把帝国最为光荣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蒙恬。
为此，蒙恬开始悉心经营，十余年间，兢兢业业，对秦国北部山川地形作深入了解，整兵屯田，为日后反击匈奴做足了准备。
统一六国大任完成后，当上“皇帝”后第一次外出巡察，秦始皇正式抵达北地和陇西视察对匈奴的防务。同时，秦朝设置黄（今山东黄县东）、陲（今山东福山）、琅玡（今山东胶南）三大粮仓，专门为击伐匈奴提供后勤粮草保障。
到了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燕人卢生向他献上“亡秦者胡也”图谶，一生迷信鬼神和预言的始皇帝嬴政终于独断乾纲，出击匈奴。既然冥冥中预言灭亡秦国的将是“胡”（匈奴），那就不得不对此“胡”动手了。当然，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个谶言歪打正着，所预言的“胡”，最终证明并非彼“胡”匈奴，而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胡亥”（秦二世）。
秦始皇陵铜车马
东巡之后，嬴政下令，以大兵三十万北击匈奴。
根据始皇帝下达的作战计划，蒙恬从上郡出发，经榆林进入河套北部；另一部秦军从义渠萧关之道进入河套南部。两军所向披靡，很快就将河套地区的匈奴部落全部扫荡肃清，匈奴残部向西北渡河而逃。
秦始皇三十三年初春，秦军主力军势如破竹，从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县）渡过黄河，攻击高阙与陶山（今狼山山脉）的匈奴部落。一部秦军西渡黄河，进入贺兰山脉扫荡。匈奴头曼单于正准备集结兵力南下反扑，对于秦军紧追不舍的战术完全没有提防。秦军在军队实力、战斗力、后勤补给方面都占有优势，秦军连战连捷，头曼单于不得不急撤七百余里，向北远遁，退到阴山以北的漠南地区。
于是，昔日秦国、赵国被匈奴侵占之地，至此全部恢复。
此后，蒙恬三十万大军依旧在北境驻扎，威慑匈奴。秦朝得胜后，在河南地设置了九原郡，置三十四县，并北迁三万户人口到北河、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和军队一起垦田生产，开拓边疆，大力开发河南地，使这里成为富庶的“新秦”，作为抗击匈奴的大后方基地。
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具有重大的经济、军事意义，它不仅有力地制止了匈奴人对中原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抢掠，还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当地各民族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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