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絮絮叨叨，从他亲爹忽必烈嫡孙甘麻剌讲起，最终绕到他自己乃“薛禅皇帝（忽必烈）嫡系，坐上帝位是天经地义之事”。所以说，泰定帝这顶大皇冠，自己没费一刀一枪，被铁失等人大老远地送过来，几乎就等于从天上直接掉下来的。
元朝诏敕，一般有诏书、圣旨（或玺书）、册文、宣敕（或制敕）四大类，颁发时使用至少两种文字，基本上是八思巴蒙古文和汉文。
蒙 古文起草后，要经历汉语翻译过程。以汉文起草后，也要译为八思巴蒙古文。同宋朝和前代汉族王朝不同，那时候“王言”体系非常发达，“翰林”手笔近乎文学创 作，词臣们都是大文豪，其地位和文采备受称羡。元朝出身朔漠，注重实际。但是，由于地域辽阔，其诏敕颁发过程比前代更为复杂。元朝分别设立了翰林国史院和 蒙古翰林院两所诏敕起草机构。
写作“风格”上，元朝的诏敕趋于简单、朴实。《元典章》 和《通制条格》中收录了许多这类文件的汉译文。其中不少都是按照蒙古语的句法、词法，机械地翻译为汉文，很像现在用翻译软件翻译成的东西，即所谓的“蒙文 直译体”，没有刻意提炼、润饰，读起来虽然拗口，却较多地保留了文件的原始形态。
当然，元朝诏敕也有不少汉文吏牍体。这些文件对蒙古语法结构、词序等进行了调整，使译文大体符合汉语习惯，但也不乏白话俗语。除了特别重要的诏书外，一般文件风格与前朝那些大文豪词臣所作骈四俪六、堆砌典故的诏书大相径庭。
当 然，汉族文人对于蒙古的“俚语”诏书也有讽刺。蒙古诏书中用的“怎生、奏呵、那般者”等蒙文直译体套语太多，所以，至元三十一年，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 创作一副春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被人告发。还好，元朝不像清朝，动辄因文字砍人脑袋。黄在文字中拿皇帝“找乐”，只是被免职而已。
泰定帝的诏书写成如此模样，大概是因为他在漠北仓促即位，身边缺乏擅长文章的汉族词臣，写不出华丽的文言诏书，只能用蒙古语起草，再被直译为汉文，草草了事。
画蛇添足的是，清乾隆时代重印殿本二十四史，文人们将此诏用文言体重写，真真费事不讨好，还不如原先看似蹩脚的直译蒙古汉文来的痛快。
泰 定帝继承帝位后，先任命给自己送玉玺绶带的也先铁木儿为中书右丞相，让阿难答的儿子月鲁铁木儿袭封其父亲的安西王王爵，任命“功臣”铁失为知枢密院事（国 防部长），同时任命自己王府中的心腹倒剌沙为中书平章政事，给倒剌沙的哥哥马某沙也弄了一个同铁失一样的官职，巧妙地把枢密院的实权掌握于自己人之手。
所以，泰定帝所有的“人事安排”，都是在他往大都方向行进的过程中进行的。
一路顺利。看到诸宗王和几个汗国也无反对自己的声音，为了摘除自己与铁失等弑帝党人有串通的嫌疑，泰定帝先把向自己通风报信并已经获得封赏的也先铁木儿、完者、锁南等人捆绑起来，宣以谋逆大罪，当众诛杀。
同时，他密诏“自己人”旭迈杰为中书右丞相，与通政院使纽泽一起，急驰入大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正沉浸于保拥新帝之功美梦中的铁失和失秃儿等人抓起来，根本不经拘审，立时杀头，并戮其子孙、籍没家产。
铁失的妹妹元英宗皇后速哥八剌虽未涉案被杀，但心情忧悲至极——不仅老公被弑，娘家人转眼又被杀个溜光。可怜的皇后，几年后即抑郁而死。
泰定帝入大都后，把月鲁铁木儿、按梯不花等参与政变的五个蒙古宗王流放于海南、云南等偏远之地，以此向宗亲和各个汗国表示自己的“清白”。同时，泰定帝追封自己的生父甘麻剌为显宗皇帝。
其实，泰定帝对铁失等人的弑帝行动，不仅事先得知，而且还是采取“默许”的态度。否则，铁失等人不会那么心中有底，做出如此“大事”。
泰定帝在位五年，没有干过什么大坏事，也没干什么好事。他下诏处理了一批铁木迭儿奸党，为被杀的杨朵儿只、萧拜住两个人平反，并且重用张珪，派人翻译《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儒家典籍、史书。但事实上，泰定帝时代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向“汉化”迈进的措施。
泰定帝时期的财政状况，仍旧没有任何起色。入不敷出已经成为元政府的“常态”。泰定帝本人常年在漠北生活，他身边的重臣倒剌沙是回族人。这两方面的因素自然会影响皇帝本人的政治倾向。
进 入大都诛杀铁失等人后，泰定帝马上升任倒剌沙为中丞相。不久，由于右丞相旭迈杰病死，中书大权皆握于倒剌沙之手。日后进入中书省的重臣，好几个都是回族 人。其中有马思忽（同知枢密院事）、马某沙（倒剌沙之兄，也为同知枢密院事）、兀伯都剌（中书平章）、伯颜察儿（中书平章），甚至包括参与行弑元英宗的枢 密副使阿散（御史中丞）。泰定帝几乎把弑帝党人杀了个干净（除宗王以外），唯独这位阿散因其回族人身份，不仅没被杀，反而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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