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守云南二百多年，沐氏家族富可敌国。
沙定洲、万氏夫妇乐得合不拢嘴，沙定洲立刻命人不停搬运，全部装载送回自己老窝。干完这些，他才想如何做他的“云南王”。
沙定洲占领昆明，明朝的云南巡抚吴兆元等三司官员皆被劫持。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沙定洲又拘禁了在昆明的东阁大学士（隆武朝任命）王锡衮，并以吴兆元、王锡衮的名义给当时的南明隆武政权上疏，奏称沐天波造反，而沙定洲是率兵“平叛”。
路途迢迢，隆武朝君臣根本不知就里，马上下旨要沙定洲一定擒杀“叛贼”。后来，得知沙定洲造反的事实，隆武朝廷不敢深究，只下旨让沐天波等人上书汇报情况，并没有发出讨伐沙定洲的诏旨。这样一来，就变相承认了沙定洲在云南的统治权。
大学士王锡衮被软禁在昆明贡院，沙定洲派人向他出示以他名义上呈隆武帝的疏奏。王先生大恨，痛骂沙定洲为“叛贼”，提笔写下《风节亭恭纪》等文，揭发沙定洲谋反的实情。《明史》上讲王锡衮“居数日，竟卒”，看上去好像是病死，其实是被沙定洲派人杀死的。这位王大学士是云南禄丰人，天启年间进士，在崇祯朝当过礼部左侍郎，多次进献忠言，后任吏部尚书，任皇帝的讲筵官。崇祯十六年，王大学士因母亲病死，回乡丁忧。不料想，他离京不久，崇祯帝自缢。情急之下，他到昆明想提兵入闽去赞拥隆武帝，偏遇沙定洲谋反，壮志未酬，惨遭杀害。
云南全境，如今基本处于沙定洲的掌握之下。他依循从前沐天波的口吻，自称“总府”，俨然以“云南王”自居。沙定洲的当务之急，就是消灭沐天波以及在楚雄的明官杨畏知和少数支持沐氏家族的土司力量。
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沙定洲的“云南王”美梦，忽然间被窜至的大西军余部粉碎。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群龙无首，既畏清军，又不能再窜回长江流域与南明军队交手，思来想去，困兽犹斗，这支“流贼”军队往重庆方向突围。
南明的曾英所统明军打不过这支“大西”残军，连连败退。在孙可望的指挥下，大西军顺利入黔，占领贵州，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正是在休整期间，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等人仔细“反思”，达成共识，认为再也不能像张献忠在世时那样杀人抢劫。他们杀掉仍旧坚守张献忠“凡是不顺我者杀，凡是顺我者亦杀”政策的“宰相”汪兆龄和张献忠的伪皇后，采取四将军“共和制”，希望另起炉灶，打出一片新天地。
大西“宰相”汪兆龄确实该杀。张献忠离蜀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归根结底，他是幕后总策划。他劝张献忠：“皇上您汗马血战，终得蜀地。但蜀人不怀德，不畏威，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如今弃蜀奔秦（陕西），说不定会有人趁机据蜀为王……不如将成都人尽数杀尽，四道州县之人，另行分剿屠灭，而宫殿房屋，可效仿楚人一炬（项羽烧阿房宫），使千里蜀地成为废墟。万井无烟，空地难留，可使后来据蜀地者，有土无人，势难久留。皇上您收复中原后，先在长安正位，然后再驱他省人民入蜀，以实户口，如此，不劳而获，大功易收。”
一席话，说得张献忠当时哈哈大笑：“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杀！杀！杀！”由此，才引致了大西军后期在蜀地尽歼蜀民的行动。所以，汪兆龄之恶，甚于张献忠。
贵州民贫地瘠，不能长驻。众将正在痛苦思虑间，天下掉下大馅饼——云南沙定洲“谋反”。来通风报信的不是别人，正是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
读者可能奇怪，龙在田是忠于明朝的云南土司，大西军是明朝最凶恶的敌人之一，他们之间怎么可能有联系呢？
原来，中原农民军蜂起时，龙在田曾经被明廷调往内地，在湖广、河南四处参战，屡败“流贼”，多立战功，并得升为副总兵。大草包熊文灿任“总理”时，龙在田正在他手下，驻兵谷城，曾与假装投降的张献忠部往来密切。为了从明军处骗取好马，张献忠当时还曾拜龙在田为义父，双方多次饮宴，畅谈乡土风貌，所以，大西军高级将领与龙在田很熟，对云南也不陌生。后来，张献忠复叛，熊文灿被明朝逮问，龙在田因预事有责也被罢斥回云南。沙定洲作乱，龙在田忠于明朝，便兴兵出击。不料兵败，逃往大理躲避。听说大西军余部占有贵州，他马上派人携密信通知，引导大西军入滇。
再说沐天波。他逃往楚雄后，明朝守将杨畏知劝他去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县），如此可与楚雄互为犄角，形成协防之势。刚刚布置完毕，沙定洲亲率大军，杀奔楚雄。
杨畏知有智有勇，他紧闭城门，骗沙定洲说：“您如今最想得到的，肯定是沐天波，但他不在楚雄而在永昌，您应该西去追赶。我听说，如今巡抚、巡按等长官已向朝廷申请您代替沐天波镇守云南，这样一来，您应该先攻下永昌，抓住沐天波。待您凯旋路过楚雄，朝中任命肯定下来了。到时候，我一定大开城门以礼拜见您。现在，朝命未下，顺逆未分，我不敢开城迎接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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