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雨腥风意悠悠
“甘露之变”后几位诗人的反应
闻知多名朝臣被诛，唐文宗悲不自胜，却也无可奈何。如今，他基本上完全处于太监的控制之下，只能于九重深宫哀叹悲凄。
太监们骄狂至极，借机报私仇，在京城杀人无数。宦官田全操甚至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士人惶惧，民不聊生。最后，还是藩镇之一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刘悟之子）上表，控诉宦官滥杀，大公公们才有所收敛。
“甘露之变”后，以太子宾客身份在东都洛阳闲居的白居易闻知长安的老同事们纷纷全族一起上法场，幸灾乐祸地作诗：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显然，退居政治二线的白居易一直妒火灼心，如今看见昔日烈火烹油的后来居上者们终于一命归黄泉，难免卖弄自己早退先知的狡黠和明哲保身的智慧。
很快，白居易又作《即事重题》，以显示惨剧发生后自己在洛阳的惬意和闲适：
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
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
白居易 图出《晚笑堂竹庄画传》
官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竟使这个青年时代正直无私的才俊变成如此鄙陋、冷血的政治动物，令人齿冷心寒。
当然，优游山林、畅饮低酌之间，幸灾乐祸之余，有后怕，有惊悸，也有自己及时逃离京城政治旋涡的庆幸：
今日看嵩洛，回头叹世间。
荣华急如水，忧患大于山。
见苦方知乐，经忙始爱闲。
未闻笼中鸟，飞出肯飞还。
（《看嵩洛有叹》）
看似达观、潇洒，实则势利、贪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辑录的白居易诗，大多是“忧国忧民”之作，其实这些作品只是白居易诗中的“冰山一角”。而且，种种教科书、文学传记书，言及白居易诗，必有两则俗不可耐的大花边：一为“老妪能解”，二为“广泛流传至日本等国”。“老妪能解”完全不能说明白居易的高明，“广泛流传至日本等国”也是个笑话，白诗浅俗，当时的倭国又是僻荒蛮地，最多也只能达到懂得白居易的水平。即使现在拿李贺的任意一首诗去问日本的大学教授，也没几个人能理解其深远寓意。此外，就像今天美国大片和音乐能深入基里巴斯或类似的小地方一样，白居易的诗当时流入日本也根本不是能摆上台面的什么“光荣”。
实际上，元稹、白居易的诗风是“浅俗淫靡”的“元和体”，后起之秀李商隐、杜牧等人对这种诗风痛心疾首，想以“高绝”之诗风洗涤“元和体”的俗薄和稚陋。
同为官场元老，与白居易相比，裴度虽也浮沉避祸，但很少表露有幸灾乐祸之意。裴度以美酒破愁肠，诗文之间，只是透露看似闲适的心境，并无隐藏不住的偷笑或者抑按不住的悲愤：
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
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
（《凉风亭睡觉》）
观裴度在“甘露之变”后的诗文，明显看出此公要比白居易厚道得多。
老年人如此，相较之下，还是李商隐意气风发。时年二十四岁的青年诗人李商隐在“甘露之变”发生后，马上作《有感》二首，愤愤不平，感慨时局：
其一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
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牦诛。
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
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
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
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
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
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
其二
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
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御仗收前殿，兵徒剧背城。
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
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
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在《有感·其一》中，诗人前四句先赞文宗英明大略，以袁绍、何述等人诛除宦官之典，把李训、郑注比作“本初辈”，说他们用心不细，终于造成大臣们被杀；“有甚”四句，以汉文帝与宦者同车，爰盎进谏一典指郑、李本想助文宗清灭宦官，但“甘露之变”失败，大臣反被贼人杀害；“证逮”四句，以身材魁梧的汉相王商比拟李训，同西晋王衍不能辨认“胡雏”石勒一样任用小人郑注，最终牵连众臣，一起被杀；最后四句，讲天地之间，恐怖气氛遍布，数百朝官顿入阴曹鬼录。
《有感·其二》，前四句描写皇宫内流血杀人，如同战场，又以东汉卢植、庞萌两人作比，暗示文宗看人不准，没有用贤除阉，反而任用李、郑两个人办此大事；“御仗”四句，指事变不成功；“古有”四句，还是讲郑、李忽然行事，鲁莽冒失；最后四句，哀叹王涯等大臣糊里糊涂被杀，而近日宫内为皇帝庆寿用的音乐，都仍然袭用《咸池》《六英》（喻指王涯选定的《云韶乐》）古乐，闻之令人徒生悲怀。
李商隐的这两首诗，现代人看来几乎句句用典，隐晦非常。其实，在当时，稍有一点儿文化修养的人都可清楚地看出诗中意旨，青年诗人的义愤和正义感，勃勃而发，可以说是那个黑暗时段最大胆的作品。万马齐喑之中，此诗尤显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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