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才子命乖，身逢乱世不说，又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中，一辈子蹭蹬蹇涩，衰到十足。
从谱系方面讲，他与李唐皇族同宗，但属邈远支系，自童年起就随父辗转奔波。文宗大和三年（829年），李商隐巧遇伯乐：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很欣赏诗人的才思，辟为幕僚。但是，大和七年（833年）诗人赴京应试落第，不得已又去华州做幕僚。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出力不少，李商隐终于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六岁。转年，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辟，为其幕僚，并娶其女为妻——此举成为他日后困顿的开端！王茂元在政治上属于“李党”，令狐父子属于“牛党”，李商隐此举，被视为“诡薄无行”的背叛举动。
后来，他在弘农县尉任上又得罪上司，不得不挂官而去。唐武宗继位后，李党得势，本来李商隐仕途出现重大转机，但当年其母病逝，依礼要离职服丧。等到他终有机会回朝时，唐武宗崩，唐宣宗上台，尽逐李党，令狐绹为相，诗人自然处于极其狼狈的境地。
无奈，他只能只身一人应李党成员、时为桂管观察使的郑亚之邀，远至桂林做幕僚。“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岐。”正是诗人当时悲愤仓皇心态的写照。
在桂林的一年多时间，诗人的生活基本风平浪静。但郑亚很快因事被贬，李商隐又失去依靠。
回到长安后，走投无路的诗人只能厚着脸皮去见令狐绹，得补太常博士。好不容易得一微官，妻子又因病亡故。一击又一击，上天对才子真是太不公平。
大中六年（852年），心灰意冷的李商隐赴梓州为人做幕僚，刻意事佛，心如死灰。
六年之后，诗人含恨离世。
“甘露之变”后，另一重要诗人杜牧也有感触，但他的态度同李商隐完全相反。
当时，一直辗转在外的杜牧刚刚入京做监察御史，恰值李训、郑注气势熏天之际，杜牧对二人又反感又惧怕。很快，他的好友兼同事侍御史李甘被李训外贬为封州司马，更让杜牧义愤难平。气归气，恨归恨，处于政治旋涡的杜牧已是官场不大不小的油子，当时没有任何诗作对此表态。未几，他赴洛阳做官，逃过了“甘露之变”的血劫。假如他当时在朝，很可能在乱中被宦官杀掉。
十多年后，在其《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中，杜牧小声讥讽了李训和郑注“狐威假白额，枭啸得黄昏”。对于阉党，杜牧只字未敢提，连影射字眼也没有。
杜牧与李商隐齐名，后世称此二人为“小李杜”。杜牧一生，与李商隐一样，也是颠沛流离，仕途乖蹇，原因也相同——陷入“牛李党争”的纠缠。
杜牧家世显赫。“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当年韦皇后九族被灭，由于杜家大族与之联邻而居，杜曲、韦曲挨在一起，“诸杜滥死非一”，杜家一族被当作韦氏成员，被兵士枉杀了不少。
杜牧家族，在唐代就出过十一个宰相，其祖父杜佑，也曾三朝为相。但是，由于父亲早死，杜牧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变故，“食野蒿藿，寒无夜烛”。贵家子弟，一朝沦落。但杜牧好学上进，一心求学，不仅文才好，他又苦读兵书，准备经世致用，一展才略。在《上周相公书》中，杜牧的文韬武略，展露无遗，绝对是将相之才。
大和二年中举后，杜牧只获任校书郎。不甘心寻章摘句，诗人就入牛僧儒淮南节度幕府，一不小心，成了牛党分子。
在近十年的幕府生涯中，杜牧倒不像李商隐那样穷愁落魄，反而是豪奢潇洒，终日纵酒欢歌。“男儿所在即为家，百镒黄金一朵花。”贵公子的深层习气一曝无余。
“甘露之变”，杜牧逃过一劫，后又于开成四年入京任左补阙。由于政治黑暗，诗人噤口落寞，还劝人“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稍有慷慨，也是风月的放达与对往昔放纵生活的回顾：“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唐文宗死后，李德裕为相，牛党人士纷纷落马，但杜牧未受太大冲击。何者？李杜两家是世交，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曾为杜牧爷爷杜佑的僚属，李德裕还辟杜牧的弟弟杜剀为幕僚，二人又均是高门出身，自然关系不会很差。
虽如此，由于杜牧和牛僧孺关系太近，李德裕会昌年间当权时并未重用这位奇才诗人。而且，杜牧由于曾得罪过李德裕的好友李绅（当时也入朝为相），不久就被外放黄州。
这位李绅不是别人，写过著名的《悯农》二首：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同样一个人，李绅也是“司空见惯”典故的出处。这位早年写诗忧农的大官，晚年位至司空，盛排酒宴招待诗人刘禹锡，并在席间遣美貌歌女劝酒“三陪”。为此，刘禹锡感慨道：“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可见，知识分子作文作诗是一码事，人品和行事却完全是另一码事。
唐宣宗继位，李德裕立被窜逐，李党失势，牛党纷纷回朝。杜牧很尴尬，由于李党在位时没怎么“迫害”他，“平反”名单中也就没他，而且，由于其弟是李党，牛党还把他放至更僻远的睦州作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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