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的特别，概括而言，无外乎以下几点：乡土性、私人性、理学性。
先说乡土性。湘军湘军，自然90%以上的将卒是湖南人。“总以一方一会之人同在一营为宜，取其性情孚而言语通，则心力易齐也。”（胡林翼语）所以，江忠源是新宁人，其部下自然全是新宁子弟；李元度是平江人，手下皆平江人；曾国荃、罗泽南是湘乡人，手下皆为湘乡乡党，甚至“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老乡观念，用到极致。
因此，如果不是湖南人，在“湘军”中就很吃亏。勇将鲍超立功无数，由于他是四川人，一直受到排挤压抑；金国琛是江西人，多才有智，在湘军中打滚近十年，顶多混个道台的虚衔顶戴……
而且，湘军将校之间盘根错节，同学、同乡、同年、同宗，或师生，或姻亲，上下固牢，枝攀藤缠。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在军，江忠源兄弟五人在军，刘坤一、刘培一两兄弟，李续宾三兄弟，王錱、王勋等，都是真正的父子兄弟兵，整族亲属相率入伍，亲故众多。
以村庄为营图
另外，“师承”也是一大特点：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为同学，老师是贺熙龄；江忠源、曾国藩的“座师”，乃湖广总督吴文镕；李续宾兄弟以及王錱，又都是罗泽南的学生……
仅以曾国藩一人为例，他与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姻亲”关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乡里乡亲，血缘相通，自然会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相互忘死救护。而清朝正规军往往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再说私人性。私人性是湘军最大特点之一。湘军在清朝为最独特的组织系统，这也拜太平天国所赐。如无战乱，清政府不可能容忍如此“私人化”的汉人武装出现。
最高首长方面，自然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他们这几个大魁目下辖“统领”。“统领”皆是在清政府有官职的人，他们在政府的级别差异甚大，但在湘军的地位一律相等，各领一军。每军置若干营，营下有哨，哨下有百长，百长下有什长。
而募兵之法，自上而下，先择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逐加遴选，递相钤制”。（《毛鸿宾奏稿》）如此一来，下级只对自己上级负责，私人性极强。
在私恩愚忠观念指引下，将士打仗很卖力，但恪守这样的“准则”：勇丁只听从自家统领。如浙江战役中，胡林翼调唐训方（他升任粮台长官）手下归萧翰庆指挥，但唐训方的士兵不愿为“新主人”卖力，接阵即逃，害得萧翰庆本人也在阵中为太平军所杀。
即使是原有主将战死，兵士也只认主将的亲戚来当主将，否则只能把原军遣散，重新再行募选。
刘坤一升任江西巡抚，必须受命赴任，他手下二十营湘勇无人敢接。清廷只得根据刘坤一的要求，让他弟弟刘培一来当这二十营的主将。而刘培一当时的身份，仅仅是一小小县丞，其兄手下将官中，文有臬司、道台，武有提督、总兵，却都对刘培一俯首听命。如此“奇迹”，在湘军中被视为寻常之事。
即使是曾国藩这样的魁首，调用老弟曾国荃手下的程学启率部归淮军李鸿章指挥时，程学启也明言相拒：“无九帅（曾国荃）之命，我不敢改任。”最后，只能由曾国荃发话，这才算数。
好在咸丰帝知人善任，对湘军这种“私人性”加以尊重，才最终倚恃这支军队挽狂澜于既倒。
最后说理学性。湘军能抱团苦拼的精神原因，在于它本身高层长官集团的“理学性”。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人，自身都是理学大儒，特别强调“伦理纲常”，常常在演兵场亲自演讲君臣父子之理，要求士兵背诵《爱民歌》《得胜歌》等歌谣。
而王錱的“老湘军”军营，几乎就是“军校”，寻常小兵也要在打仗之余背诵四书五经和《小学集注》这样的“大书”。他们诵声琅琅，终日不倦。
有信仰、有理想的新式“湘军”，自然不同于腐朽的不堪一击的清朝政府军。
当然，在勇猛之外，凶残也是湘军的一大特点。曾国藩本人都有“曾屠夫”之号，其手下自不必说。攻城陷地之后，他们对被俘的太平军施以凌迟、剜眼酷刑不说，常常以“从逆”为名滥杀百姓，并乘机抢掠奸淫，作恶不少。对此，同样官僚出身的谭嗣同就曾指责湘军的掳掠滥杀。
无论如何，曾国藩在1854年正月所发的《讨粤匪檄》，确实可作为湘军的“宣言书”：
……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拨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
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愤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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