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体内有艾滋病毒的黑猩猩为什么不发病，事实上也是科学界一直想解开的问题，非洲的黑猩猩、绿猴、西非的短尾猕猴等，都是体内可以找出病毒但却不发病的动物，它们与体内长久携带的病毒共生，不会因此而生病或死亡。
但对人类而言，艾滋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因为人类尚无法适应体内有病毒的共生，可能要经历千年以上的演化才能适应，届时人类可能就可以与艾滋共存无事。但这必须是长期的演化、天择的结果，现在是艾滋病侵入人体的早期，生态尚未平衡，因此这问题目前还没有解答。
项国宁：对于人体免疫的问题，可否请庄教授提出对免疫的看法？
庄哲彦：病毒与生物可以共存，这是很好的，但可能在几千年前感染的绿猴都已经死了，经过演化及适应，现在还存在的绿猴都是有抗体的；就像B型肝炎带原者很多，但不一定会发病一样，因为人与B型肝炎是已经可能共存的。生物共存共荣也是一种演化的定律，这样的例子在生物界是很多的。
研究基因有助防治 但是治疗不能中断
听众：随着基因科技发展，人类生命密码即将解开，艾滋病的治疗能否因此得到突破？
何大一：科学家对人类基因的研究，所有的基因序列已经出来，未来几个月处理分析后，我们就会得到完整的基因蓝图。但人类基因蓝图对艾滋病的防治与研究会有多大贡献，目前还不很清楚。当然，如果对于细胞的反应及与病毒的作用有更多讯息，相信对疾病防治是有帮助 的。
听众：台湾的B型肝炎防治很成功，疫苗也早已上市，但目前仍有三百多万B型肝炎带原者。艾滋病目前治疗上仍有无法突破之处，预防上（疫苗）又还没成功，如果现在不开始控制，带原者从现在的几千人一下子变成好几百万，该怎么办呢？能否由当局出钱，将带原者隔离起来，免费提供吃住及完善治疗，让带原者不要再传染给别人？
陈宜民：艾滋病的传染不像肠病毒那么快，它不会经由空气、口沫传染，只会经三项明确的传染途径：性行为、共用针头及母子垂直传染，因此艾滋病带原者不会一下子就暴增为几百万人。我们不需要把他们隔离起来，但要关怀他们，教育他们怎么保护自己及别人，感染者也有必要了解感染后的权利及义务，因此社工人员的编制是很重要的。
庄哲彦：补充一点，B型肝炎疫苗在病毒发现后二十年就上市，是因为B型肝炎病毒不会变异，但艾滋病毒会不断变异，因此研发疫苗较不容易。
听众：请问何博士对另类疗法的看法如何？
何大一：我很难评论这个问题，我一直在纽约看病做研究，较少接触西医以外的其他疗法，不过我以开放的心来看待所有疗法，只要有任何科学验证证明某种疗法对人体有效，我都愿意尝试。
听众：经过鸡尾酒疗法治疗的病人，可不可能治疗后好像痊愈了，但病毒潜伏在体内，不治疗时又再爆发？
何大一：鸡尾酒疗法并不能完全清除艾滋病毒，而是控制病毒在体内的复制。如果愈早接受治疗，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病人能够有效控制病毒的复制；如果发病较晚才接受治疗，则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机会成功控制病毒。但没有一种药物可以吃吃停停，必须一直持续治疗，不能中断，才是最好的治疗。
听众：艾滋病患的社会烙印主要来自“性”，而“性”是台湾社会长期避而不谈的事，因此一直以来，官方甚至医界在宣导艾滋病观念的同时，也将艾滋病“污名化”，希望医界能站出来和病人一起争取艾滋病不被污名化的权益。
陈宜民：事实并非如此，今天在此所谈都是根据流行病学资料，就病论病，并未污名化任何族群。台湾的同志团体或许长期以来有被伤害的感觉，但不能因此就刻意忽视艾滋病的问题，这样反而会让年轻的同侪更危险。
共同关怀艾滋病患 希望由上而下带动
听众：同样是生病，社会对艾滋病的看法和其他疾病就是不同，有没有想过有些人是因为输血、不洁针头或者被先生、太太传染艾滋病呢？连我们所尊敬的庄医师刚刚都说“同性恋是一种性行为的偏差”，代表医师都不愿意为艾滋病“背书”。另外想请教何博士，美国推动艾滋病防治的具体做法为何？推动艾滋病防治运动的领导者又该具备哪些特质 呢？
何大一：美国从一九八一年发现少数感染者，到一九九一年感染者增为五十万人，这期间几乎没有任何人领导，原因是当时的总统不谈艾滋，也不愿面对艾滋。情况到了九十年代后有所改变，克林顿总统将艾滋防治列为优先的施政目标，其他如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已故英国王妃戴安娜也都在公众场合与艾滋病人握手、拥抱，表现出对病人的关心，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
全世界每天有一万六千人成为艾滋病的新感染病例，相当于五十架七四七客机坠机意外的死亡人数，面对如此巨大的世纪性灾难，必须有很好的领导。希望台湾能由当局领导由上而下共同关心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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