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一开始，虽然每时每刻，都是在死亡的边缘徜徉，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找一个地方，比如说老家，去躲避躲避。我明白：这是没有地方可以躲避的，这是“四人帮”撒下的天罗地网，率土之滨，没有人敢于充当义士，收留像我们这样的难民，即使是乡亲故旧。如果“四人帮”想到人们会有地方逃脱，他们也就不敢这样做了。因此下定决心：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劫难逃，听天由命。
但在一九七○年，我算是“解放”了。我这个人，头脑简单，以为：自己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又是“老干部”，解放了就算完事了，依然故我。罪是白受了，只能怨自己倒楣，也就罢了。
其实，现在的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呢。
老伴去世了，不久，有一位在军队上做事的老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姓李。她远在外省工作，又托人写信，总算可以调到近处了，但不能进大城市。老朋友建议，先把她调到我们县里。老朋友的岳家是我们县，老朋友没有靠边站，官职声望依然。他写了一封信，叫我们带上，去找县长。
我同新结婚的爱人，先到了石家庄，在那里耽搁了几天，然后从沧石路转乘小火车到我的县城。所谓小火车，其实就像过去北京的有轨电车，坐在里面叮叮当当，一摇一晃的。晚上到了县城，多年不回家了，心情很兴奋。县城大变样了，人地两生，在小车站雇了一辆“二等”(北方农村驮运客货的自行车)，驮上东西，我们跟在后面。考虑到机关早已下班，就直接去找县里的招待所。
招待所在一条街的路北，门洞很大，办公室就设在门洞里。办公室里有三个人，一个中年妇女，好像是主任，很神气，当我们从“二等”上解东西的时候，她就一直在那里睥睨着，脸上冷若冰霜。另一个老年人，很文静和气，好像是会计。还有一个小女孩，好像是服务员，在一旁嬉笑着看热闹。
这里应该交代一下。在几年折腾之后，我还一直在劳动，穿着很不讲究，就像是一个邋遢的农民，加上一路风尘，看模样更带几分倒楣相。李虽然年轻一些，也是一直下放农村劳动，衣服很不入时。
从我们进来，招待所的三个人，没有一个和我们打一下招呼。我打发走了“二等”，进到屋里，从口袋里掏出了工作证和介绍信。
中年妇女接了过去，她看了很久，说：“三月二十一日开的介绍信，怎么今天才到?”
“我们不是专到这里来，”我说：“我们在别处还有事要办。在石家庄耽误了几天。”
“你的!”中年妇女向李张开手。
李经常在外面跑，对于这方面很熟练，介绍信早已拿在手里。
中年妇女又看了很久，把两封介绍信，都交给那位老年人。
我的介绍信，身份是记者；李的介绍信，身份是“五七战士”，这两个名词对于这位中年妇女，好像都很生疏，而且引起轻蔑。她显然有些犯疑了。给李开信的地点，又是一个什么省的什么县，都是边远地方，恐怕她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她冷冷地站在那里，望着那位老年人，老年人拿着介绍信，好像很作难的样子，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我是你们的老乡，我就是本县人。”我还按一般旧有的社会人情，向她说出了这样带有请求意味的话。
“现在谈不上这个!”中年女人回答。
“那我们到街上去找旅馆吧!”我也火了。
“去吧!”中年女人断然说。
“我们先打一个电话。”李比我机灵多了，抓起了手摇电话机。电话居然打通，县政府和中年女人通了话，允许我们住下来。
小女孩把我们带到宿舍去。据说那原是粮食局的粮仓，在二楼上。楼梯很直很狭，从楼上垂下来，就像龙骨水车。李年轻，先把行李送上去，然后下来搀扶我。房间很宽敞，一条大通铺，摆着十几床被褥。被褥都是红色花洋布缝制的，没有其他客人，我们靠南墙睡下了。
我有一肚子不高兴，一肚子感慨，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不断唉声叹气。
“睡吧，老兄，”李在身边劝慰着，“走了一天路，还不累吗?”
“这是什么招待所，叫人住在楼上，又弄这么个玩马戏的楼梯，不是成心和老年人开玩笑?”我说，“如果半夜里要小便怎么办?”
“你就尿在他们的脸盆里吧，没有别的办法。”李笑着说。
“我们如果坐小卧车来，他们就会变一副面孔。你知道我在本县，大小也算是个名人，她应该知道我的名字!”我愤愤地说。
“得了。”李翻了一个身，转过脸去，“这又是老皇历。你有小卧车吗?知道你的名字又怎么样?就是因为知道你的名字，才不愿让你住进来呢!”
“她也许不知道。”我自我安慰地解嘲说，“我在县里工作的时候，她可能还不会走路呢!现在县里的负责人，在那里，顶多也只是在村里工作。”
“快睡!快睡!”李不耐烦地说，“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办呢!”
“你睡你的吧，我睡不着。”我又叹起气来。暗想：人事无常啊!抗日时期，我在这里活动的时候，每逢进城，总是县委书记招待我，县长、公安局长陪着我吃饭。这个女人，竟敢差一点对我下逐客令!我看她虽然是个半瓶子醋，并不认识几个字，很可能是县里什么大干部的夫人，没准就是什么局长的夫人，不然，何以具备如此专横神气?这些人专门在好人身上做功夫，真正的坏人，他们是查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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