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七月，天气奇热，政治空气也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我每天脱光了上身，搬一把木椅，坐在后面屋里的北窗之下，喘息着吹吹凉风。院里是不轻易去的，“无产阶级”造反的劲头又足了。一会儿喊叫打倒孔老二，一会儿喊叫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能活着回到院里来，住原来的房子，他们就认为是翻案，我只能在屋里躲着。可是，机关的政工组，又不断来屋里察看，催我去学习反右倾的文件，参加讨论。
这几年，我一听见“学习”，就有些害怕，讨论就更不用谈起了。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评法批儒，一会儿在晁盖、宋江身上做文章，一会儿又在晴雯、柳五儿身上做文章。中国的旧书、旧小说这样多，谁知道会把你拉到哪个人身上去?活人一旦附上死人的体，那就倒楣到底了。
我说有病推托着不去。可是市里又发生了一件匿名信要案，一直查不出结果。先是叫全市几百万人，每人签名去化验手迹，结果还是查不出。不但查不出，听说匿名信又投了几次。后来不知是哪一位高明，想出一个办法：缩小包围圈。断定：一、这信一定是有文化的人写的；二、这信一定是不上班有时间的人写的；三、这信一定是住宽绰房间的人写的。这三点论断，政治目的很明确，是针对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于是户口警接连不断到我家来了。
在报纸上，每天看到的是党内出了资产阶级，要拆土围子等等。
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听天由命吧!
家里冷冷清清，忽然在二十八日晚上，来了客人，还带着一个小孩。客人一进门，就对孩子说：“这是你孙大伯，快叫!”
我才认出来的人是老崔。老崔和我是同县，他住城西，我住城东。一九四七年，我在饶阳一带工作，住在一个机关里。他是那里的炊事员，常照顾我吃饭。他原是在那一带赶集上庙做吃食小生意，机关转移到那里，领导老王看中了他的手艺，叫他参加了工作。
一九四九年进城，他在路上还给我们做饭。进城以后，不知为什么，把他分配到了裁纸房，叫大铁板砸伤了腿。一九六二年，机关又把他动员回乡了。
他走时，我不在家。听我老伴说，他拉家带口——老婆很精明能干，四个小孩。城里没有吃的，觉得不如回家好。临走时把借我的三十元钱还了，还送了我老伴一书包红山药。说真的，这一包山药，在那时，也值十块钱。我埋怨老伴不应该收他借的钱。我说，你忘了人家，在你刚来时，帮你买火炉安家吗?
老崔是个十分老实的人。我没有客人，更少留客人吃饭，今天我要招待老崔一顿。
吃饭中间，老崔说：
“就一个人过吗?”
“你嫂子去世了。”我说。
“这我听说了。”老崔放下筷子，抹了一把眼泪，“不是又续了一个吗?”
“是续了一个。”我说，“这几年我一直境遇不好，人家也不愿意来了。”
“不是结合了老干部?”老崔问。
“人家不结合我，我也不希望和他们结合。”我说，“结合的，都是造反派信得过的。比如在运动期间，揭发材料写得多的，每天打小报告的，给造反派当过侦探的，盯过老干部的梢的，给头头们当过保镖侍从的。当然也有是为落实政策不得不结合的，这些人也不过闹个副职，没有发言权。不过，这也就算不错了，总算保住了乌纱帽。你这次来，有事吗?”
“有点事，”老崔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家里过日子难啊，我的伤腿又常犯。孩子们也大了，能都叫他们在家里种地吗?听说现在有顶替一说。”
“有是有的。你这情况，恐怕很难吧?再说现在掌权的人，你也不认识。”我坦率地告诉他。
“是啊，老王的消息，我也早听说了。”老崔说着又流下泪来。
“想得到吗?”我叹了一口气说，“这样一个人，这样的经历，落了个自杀。他后来虽然当了市委文教书记，还是一个书生。你知道他是个好面子的人，从小娇生惯养，是深泽城里的大少爷。运动开始时，这里本来想先把我抛出去。在揪斗我的那天晚上，把他也叫到会场，一边凌辱我，一边质问他为什么特别‘照顾’我。这是杀鸡给猴看啊，他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我觉得，当时是把他吓坏了。后来，江青、陈伯达在北京一点他的名，他就不想活了。”
“唉!”老崔叹了口长气。
孩子走了远路，对我们的谈话，没有兴趣，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说：
“好在还有几个熟人，你去找找他们吧。我还黑着，一点忙也帮不了你。今天晚上，你到对过招待所去睡吧，那里的人，你都认识。”
他带着孩子过去了。
送走了老崔，已经十点钟，我碰上门，就到后面屋里睡觉去了。我的床铺放在北墙根，床上挂了一顶破蚊帐。这顶蚊帐，还是在解放区发的。初进城，这院里也没这么多蚊子蝇子。这几年，蚊子、蝇子、耗子、黄鼠狼，忽然多起来，才把它找出挂上。蚊帐是用土机子织的，缝制得又窄又矮，我钻进去，总是碰着它，翻身也容易把它带起。蚊帐外的小桌上，有一只闹表，一盏小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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