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航班，海因斯先生。他们决定把你送回波恩。”他耸了耸肩。
“波恩？”
“杰拉德说这样更‘经济’。”
海因斯并不知道杰拉德是谁，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这人是个蠢货。他从卢顿机场起飞，降落波恩的时候风雨交加。罗杰和一辆布满刮痕的大众等在停机坪边缘，伞一点用处都没有，两人肩膀以下都湿透了，冷得发抖。山峰彻底被低垂的雨云吞没，雷声从远处传来，很微弱，像隔墙听见的鼓声。
车没有在通往巴特戈德堡的路口转弯，而是继续往前，驶向波恩市区。他们让你住在鸟屋里，罗杰对着落满雨水的挡风玻璃说。海因斯已经把暖气旋钮拧到最大，但两人说话的时候也还是能看到白雾。做几个月案头工作，写报告，去议会旁听，或者打瞌睡，随便你，我就从没见过有多少人能清醒地坐在旁听席上的。
“鸟屋”是栋乏善可陈的平房，用于接待那些不值得让大使馆多花时间的低级别雇员，偶尔还有令人生疑的“时政记者”。医生承诺每两天来一次，但事实上一次也没有来过。罗杰逢周末拜访，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带着太太和儿子，送他们去买袜子、蜡笔套装、儿童球拍和一个五岁男孩需要的别的什么玩意。
“一个小小的问题，小，但是稍微有点烫手，姑且这么说，等等。”第一瓶啤酒喝到一半的时候，罗杰说，在公文包里摸索着什么，海因斯原本以为是一封信，等他抚平了纸张，才看出那是张照片，一个黑白的安东·索科洛夫严厉地看着他们两个，“这是那个把你抬上直升机的好朋友，不是吗？那个不乐意给伤口消毒的白痴，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助理，在签证处工作，我听说。”
海因斯没有回答。这是个周六下午，屋后的草地上有群小孩在踢球，发出兴奋的尖叫。
“有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吗？”
海因斯拨弄着啤酒瓶盖：“他是彼得的其中一个孩子，我想，我们在伯尔尼见过。我不知道他会在贝鲁特，纯属意外。”
“仅仅是‘工作关系’，我们能这么说吗，康纳？”
他把瓶盖弹到草丛里：“我们能这么说。”
罗杰审视着他，好一会儿，然后把照片揉成一团，塞回衣袋里。海因斯拿起啤酒瓶，碰了碰他的。
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早上往往被枯燥无味的外交电文占满，下午则用于归档签证处送来的文件。每周一次，海因斯步行去市政厅参加例会，纯粹是为了咖啡和那些切成拇指大小的柠檬蛋糕。在外交金字塔底端摄食的助理、秘书和通讯员们在这里聚集，听从柏林来的这个或那个官员念大同小异的讲稿，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是自愿出席的。
海因斯总是坐在最靠近出口的位置，一般是最后一排，如果那里已经有人了，他就挪到紧邻走道的座位上去。在他第六次走进这个令人压抑的大厅时，安东·索科洛夫就坐在那里，笔记本摊开在大腿上。他又打了一条灰色的领带，外套搭在椅背上，戴着一顶难看的毡帽。需要遮住脑后的伤口，海因斯想。安东侧过身，目光落在海因斯身上：“早上好。”
海因斯点了点头。一个他见过几次面的法国人叼着还没点燃的烟走进来，坐在前排。安东略微提高了声音，像是故意要让周围的人听见。
“他们准备调整煤炭的出口限额，我猜你已经听说了。”
他没有。“当然。”
发言人敲了敲麦克风，它发出刺耳的电流声，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对话自然而然地终止，没有谈论天气，也没有“很高兴看见你还活着”，毕竟在任何正式记录里，他们都从未踏足过黎巴嫩。人们应该和一个委婉地威胁要像放倒病马一样处决你的苏联人说些什么？煤炭出口限额，显然。
到午餐时间，人们像躲避空袭一样迅速撤离。他们并肩走到走廊上，互相询问对方关于餐厅的意见，直到和其他外交动物拉开了足够远的距离，他们才握了握手，敷衍了几句客套话，朝相反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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