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峙的结果是，一个众议员有时发现自己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因此难免迟疑不决。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看到他在一刻钟内做出相反的表决，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然后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于同样的理由，在每届议会之中，都会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也存在着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大体上说，议会需要讨论的一般性问题数量更多，因此，在议会中议而不决的现象司空见惯。之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领袖永远存在着对选民的担心，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而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影响力。
4.议会中领袖的影响力
尽管议会总是吵来吵去，看上去总是以乌合之众的形式存在，但我们还是无法忽视领袖的作用。
在无数次的辩论中，每当涉及一个问题，议员们又没有强烈的先见之明时，处在主导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领袖。
在一些人看来，议会是体现民主精神的地方，是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因此绝不应该存在领袖或者强势人物。然而我们要说，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在议会，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存在着，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根据我们的理论，群体绝没有远见，因此，组成群体的人没了领头羊便一事无成。
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说，议会中的表决通常只代表极少数人的意见。然而虽然是这样，议会还是与普通群体有着不同的地方，领袖的作用也远没有普通群体那么强大。
议会领袖的影响力程度总是很小，因为他们提出的论题，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的名望。对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不知道因为什么情况威信扫地时，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这些政治领袖的名望只属于他们个人的魅力，与头衔或名声无关。关于这个事实，我们有着非常具体的例子。
在1848年国民议会的大人物中，路易?拿破仑在两个月之前还无所不能，转瞬之间却变得无足轻重。
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也是议会成员，此人机智幽默，极富口才，人们听他讲话如同观看喜剧表演一样，但是他并不能博得多少掌声。议员们不喜欢他的那些想法，尽管他们承认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最伟大的演说家，尽管他聪明过人、智力超凡，却丝毫不受人尊敬。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是在议会里他籍籍无名。
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的地方，莫过于政治集会。政治集会所留心的只是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辩才，人们不在乎它是否对国家有利。
如果一个人想享有1848年的拉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得到的那种崇敬，那么就必须要有急迫且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才成。一旦危险消失，议会就会立刻忘记它的感激和受到的惊吓。
我们知道，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不管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它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服从领袖的群体是处在他的名望的影响之下，并且这种服从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X先生在多年时间里因其名望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上次大选中由于某些金融问题而被击败，此事广为人知。然而他只消做个手势，内阁便倒台了。
这位X先生，我们要为他付出三倍于我们通常付出的代价。主要是因为，这个人让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长期岌岌可危，又在南尼日尔被骗走了一个帝国，法国人甚至失去了在埃及的优势。X先生的谬论让法国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的灾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对于这种领袖，我们却不必过于苛责。不错，他使我们损失惨重，然而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是因为他顺应了民意，而这种民意在殖民地事务上，目前还远没有超越过去的水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因此也会助长其中的所有错误。
5.如何影响议会（上）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名望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它不仅体现在对群体的影响力方面。
它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不用费力就能够得到，就像拿破仑一样，总是能用自身的名望去压制、去感染他人。当然，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样的名望，它也可能在后天得到它，只是这个过程可能极短，也可能长得遥遥无期。
正因为如此，当一位领袖试图对群体进行说服的时候，除了用到他们的名望外，还应当掌握一些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因素。
领袖若想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他必须做到对群体心理了然于胸，至少也要无意识地做到这一点。
他还必须知道如何对他们说话，要善于以激烈的排比句式、反问句式营造振聋发聩的效果。
他尤其应当了解各种词汇、套话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应当具备特殊的辩才，这其中包括信誓旦旦的断言、排除掉一切理性的思考，以及生动鲜明的形象，并伴之以十分笼统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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