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义胜利后，共进会会员黄申芗得任近卫军协统，对孙武的倨傲与蛮横甚为不满，就与同为湖北大冶老乡的向海潜暗中联合，以“改良政治”为由，暗中联络将校团、教导团、毕血团等组织中那些胜利后因投闲置散而心怀怨恨的军官们，发起一场旨在倒孙武的军事行动。
1912年2月27日夜，大批士兵佩戴“群英会”白布徽记，高喊“打倒孙武”“驱逐民贼”的口号，一路鸣枪，冲向军务部和孙武的住处。
孙武只身逃往汉口洋租界躲避。他的家小，全部落入乱兵之手，被扣押住当“人质”（后经张振武说情放出）。
闯入孙宅的士兵们仔细搜查，发现孙武家箱笼甚盛，金银不少。在这次事件中，黄申芗事先表明只杀孙武一人，目的单纯。但参与人数太多，人各怀心，中途生变。有人抢，有人烧，有人杀，变成了一场兵变。
大乱中，文学社成员张廷辅被杀（时任第二镇统制），邓玉麟（时任第四镇统制）和蔡济民两人被乱兵扣压。由于张廷辅的被杀，事变显然掺入了共进会与文学社争斗的色彩。
逃入汉口的孙武，本想借邓玉麟之力进行军事镇压，但得知邓也已经被乱兵抓住，他只能放弃武力。在张振武奔走解说下，黎元洪出来做好人，终于以不流血方式平息了这次兵变。
事后，孙武被迫辞职，表示“心寒齿冷”, “谢绝世事”，寓居于汉口不出。其实，他仍旧与黎元洪密切往来，随时准备“入世”。
虽然黎元洪一直倚重孙武，但对这个一直恃势凌人的武人，黎元洪心中也很不满。“群英会”军官闹事，正好帮他忙，把孙武从要职位置上搞下来。
为此，事后黎元洪对黄申芗也很宽容，口头“申斥”一下，送数千大洋让他“出洋考察”。
坐山观虎斗之余，“群英会”二次革命也给黎元洪抓住了借口。孙武离职后，军务部两个副部长张振武、蒋翊武均被免职，只给两人以“顾问”的虚衔。军务部缩编为无数的军务司（蔡济民为司长），成为黎元洪手下的听命办事机构。
然后，黎元洪对武昌军政府一顿大换血，把不顺眼的人全部赶走，清一色换上自己人，完全把持了湖北一切军政大权。
武昌首义同志间，各立山头，既有湖南、湖北、上海的地域之争，又有同盟会与非同盟会之争。在上海集团和武昌集团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纠结缠绕，僵持不休。蒋翊武表面上是武昌集团的人，但他领导的文学社在感情上倾向同盟会，与上海集团不乏亲近；上海的章太炎乃老光复会会员，却因为一直与孙中山等人有过节，常常与黎元洪等武昌集团首脑明送秋波。
双方闹别扭、使劲掐，最后就使得北京的袁世凯和武昌的黎元洪坐收渔人之利。在湖北，黎元洪可谓是真正的一方之主了。
首义功臣中，孙武去，蒋翊武免，蔡济民不就官，只有张振武一个人切齿恨恨，不甘心被边缘化，继续掌握将校团这样一支有实力的武装，坐恋不去。
黎元洪一再企图改编这个团，均为张振武所拒。黎元洪想派去一个副团长，也被赶回来。他想把该团编入自己亲信所辖的第六镇，还遭将校团的激烈反对。
从那时起，黎元洪对张振武已动杀心。
张振武本人不知韬晦，常出头为武昌首义功臣争利权。听说顾庆云被黎元洪从武昌警视厅长的位子上排挤下去，他就致信黎元洪，怒斥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何其颠倒错乱如是乎？”
黎元洪见此信，杀心益炽。联想到首义后自己被拉到咨议局当晚，一批旗兵叛乱进攻，张振武曾提议用自己脑袋来镇抚的事情，黎元洪心中更恨。直接办了张振武不太容易，于是，黎元洪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任“东三省边防使”，让他率一支兵马前往任职，实际上想先排挤他出湖北。
张振武一心想立功名，厉兵秣马，准备就任。
袁世凯当时答应，但心中明白。他绝不想弄个非北洋系的军人在北方自己地盘屯兵。于是，袁世凯很快就以烟台有变为由，电令张振武暂缓出行。
不久，袁世凯电令张振武、蒋翊武、孙武三人入京，授予“总统府军事顾问官”虚衔，以事笼络牵羁。孙、蒋二人没说什么，唯独张振武不快，扬言：“我们湖北人只能做顾问官吗？”他两次上书袁世凯，要求派自己外出屯垦备边。
袁世凯敷衍他，授他为“蒙古屯垦使”。
如果张振武懂事，拿了这个“蒙古屯垦使”的俸禄就算了。他不，三番五次上书申请拨款拨经费，要当真的“蒙古屯垦使”。
袁世凯推诿，说政府没钱。张振武大怒，把委任状往京中住处的桌子上一放，负气回到了武汉。这是1912年6月间的事。
在北京期间，由于孙武四处招摇张扬，把自己说成是武昌首义第一人，终日与外国使节和京内大员宴饮，使得张振武更加对这个首义战友心怀不满。
黎元洪呢，坐镇武昌，拥有一个“副总统”荣衔，在南京政府北迁、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之后，针对当时各地军阀势力交争的局面，常以老好人面目出现，不停发通电，申明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常常对时局纷扰作痛心疾首状，赢得了国内民众的不少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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