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光被杀后，只剩下那个自称楚帝的李希烈。
李晟攻入长安杀掉李希倩后，李希烈大怒，马上派中使到蔡州去杀老臣颜真卿。
颜真卿见来的是个太监，以为是德宗来使，忙迎拜于前。这位太监扬着公鸭嗓，宣旨道：“有敕赐卿死。”颜真卿有些迷惑，先拜谢：“老臣无状，罪当死。”又问：“不知使者是哪天从长安来的？”太监答道：“我自大梁来，不是从长安来。”颜真卿闻言起立大骂：“原来是反贼派来的人，怎能冒称皇上敕书！”贼兵上前，把老英雄缢死，也成就了颜氏一族的千秋万世之名！
李希烈本来军力就不太强，现在唐廷腾出手来，合力对付他一个藩镇，他更是屡战屡败。
平时，李希烈以果于杀戮为人所畏，常常临阵杀人，血流于前，饮食自若。攻城之时，常常驱逼百姓入填堑坑，称之为“湿薪”，残暴异常。
穷寇途尽。德宗贞元二年（786年）五月，李希烈忧急之中，又因吃变质牛肉生病，其大将陈仙奇派医生于药内下毒，李希烈一命呜呼。陈仙奇见他没气了，带人遍杀其兄弟妻子七口，举众投降。唐德宗封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
不久，李希烈大将吴少诚又杀陈仙奇，德宗就顺势拜他为申蔡节度使。吴少诚死后，其义弟吴少阳杀吴少诚之子，自为节度使。由于他常向朝廷献马，也得到唐廷承认。
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秘不发丧。当时宪宗在位，不想使节度使世袭，又有能臣裴度为辅，加上李晟的儿子李愬乃百战能将，最终擒拿吴元济入京斩首。
至此，从代宗大历八年（773年）田承嗣兴兵抗命，到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被杀，总共折腾了十四年之久，各个藩镇不仅没被平定，反而在战争中成长壮大，日趋成熟定型。
虽然唐王朝表面上归于统一，其实已经分裂为各个由藩镇统治的诸侯王国。经过数次逃难，唐德宗也变得隐忍姑息，以求暂时之安。
唐宪宗时，开始推行削藩政策。唐廷之后平定剑南四川节度使刘辟、镇海节度使李绮、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以及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同时，魏博的田弘正也表示归顺中央，一时之间，唐朝顿显“中兴气象”。
好景不长，穆宗继位后，想“销兵”裁减兵士以节约开支，结果又引起大乱。昔日的“河北三镇”纷纷杀掉主将，虽然唐武宗时期有过李德裕“会冒伐叛”的胜利，消灭掉泽潞割据势力，但仅仅是昙花一现的胜利。至唐僖宗继位后，“黄巢之乱”更加剧了藩镇的割据和相互兼并，数十年间争战不断，唐王朝名存实亡。
907年，朱温篡唐，唐朝灭亡，进入了更加黑暗的五代十国时期，其实也是藩镇割据的继续。
大儒王夫之就明白无误地指出：“称五代者，宋人之辞也。”因为赵匡胤之皇袍夺自后周，为前代正名，宋朝的正朔才能得以体现。
五代之主，其实也就是“具体而宏”的大藩镇割据，“朱温，盗也，与安禄山等；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沙陀三部之小夷……郭威非夷非盗，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业无闻”。
因此，诸人中没有一个有改朝换代做天子的资格，无非是唐朝藩镇的延续，而且是缺乏一个形式上的天子的、攻杀残酷的、最黑暗的时期。
藩镇割据最直接的诱因是“安史之乱”。大动荡过后，唐帝国分崩离析，所有的均田、府兵、羁縻等对内对外策略均化为乌有，统治体系内部顾此失彼，流民大量涌现，投靠地方藩镇军阀确实也是小老百姓赖以糊口保身的最有效出路之一。即使身在官军的正规军，士兵也常常得不到粮饷，反而归附藩镇，依附一姓一主，还能确保有吃有喝，苟延残喘。
而且，与唐朝中央体系内的“宦官专政”和“朋党之争”的阴暗悲惨相比，藩镇自治也坏不到哪里去。这些割据者时不时也有不少“义气”之举，互相扶持、提携，共济祸难，确实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同时，藩镇占据一方，尤其在边陲地带，他们对于紧邻的雄武异族，或以恩义相结，或以姻亲互固，或以武力相御，毕竟是自己赖以存系的地盘，大都拼命护卫，抵制了异族的侵入和残害，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汉文明得以保存和扩展。
此外，毕竟是以“诸侯”的名义存在，藩镇之间的相互牵制实际上也延长了唐朝的国祚，“虚弱的皇权，再虚弱也毕竟是皇权”。此外，有一点尤应注意的是，唐朝并非所有藩镇都是割据政权，即使是最不听话的河北三镇，也出过田弘正、田布父子这样对唐朝尽忠至死的节度使，而儒士、文臣出身的节度使更是可以列出许多：杜佑、郑余庆、贾耽、牛僧儒、李德裕、辛秘等。更不用提那些曾经拥有过节度使职衔的忠臣良将——郭子仪、李光弼、浑瑊、乌重胤等。
作为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唐朝的“藩镇割据”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的实验，它的模式类似于欧洲封建社会，即封建领主犬牙交错、割据一方的状态。中国在宋朝以后对这种“实验”从体制上保证了彻底的杜绝，虽然“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又导致了宋、明王朝的倾覆（主要是因兵弱而亡于“异族”），但自宋以后中国再没有长时期封建地方割据政权的形成，从而使大中华的民族版图能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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