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灭倭第一战
唐高宗龙朔三年白江之役
说起中倭之间的战争，国人均会想起中华民族死伤三千多万人的抗日战争，令人切齿嗟叹、尽丧北洋水师的甲午海战，十六世纪惨烈的抗倭援朝战争以及元朝忽必烈居心叵测想顺带消灭汉人“新附军”、最终功亏一篑的征倭大战。数次战争，说句实话，代价巨大，败多胜少。
其实，远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我们伟大的唐朝先人曾在朝鲜半岛的白江（今韩国锦江）干净利索地打过一个漂亮仗，使得倭寇偃旗披靡、一蹶不振。
当时，汉军、新罗联军两万多人（汉军一万多，新罗军不到一万），对倭军、百济联军七万人（倭军五万，百济军两万），以少胜多，重创倭夷，且水陆并胜，焚烧倭军战船四百多艘，四战连捷。倭、百联军纷纷不战即降，余则仓皇遁走。
而且，与明朝抗倭援朝不同，那次战争明朝主将邓子龙与朝鲜主将李舜臣均壮烈战死；白江之战，唐军主将刘仁轨与新罗王金法敏都精神抖擞，完好无损。倭国国内大震，剩下未被屠杀的残兵败将逃返本岛。心胆俱裂之余，倭人在国内凿三重巨堑，以防唐军进攻。
当时当地，如此赫赫战功，《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却只有短短一百二十三个字：“于是（刘）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帅陆军以进。（刘）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今韩国扶安）。（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
《资治通鉴·唐纪十七》，基本也是类似的描述，短短数十字。
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白江之役不可不谓大胜：又是以少胜多，又是水陆并进，又是“借东风”烧敌船，又是友军配合作战破敌联军，该记载该褒功该宣传的地方多的是。
但在唐朝，倭国名气太小，近乎被史臣忽略不计。当时的大将们，以平高丽、灭突厥、却吐蕃、击回鹘等自耀大功，谁都不会把打败倭人的战绩拿出来显摆。时人也没多少知道倭国。
当时的唐朝，乃世界性的泱泱帝国，所以，对白江之战，根本没什么人太当回事，认为不过是一次鸡毛蒜皮的小胜利而已。
盛唐对倭国真的不甚了了，道听途说，只作如下记载：
日本，古倭奴也……国无城郭，联木为栅落，以草茨屋（贫民窟一样的草棚子）。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散乱的部落联盟）……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巾蔽后，贵者冒锦（倭国自古就穷）；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跟高丽学的）。至（隋）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日本在炀帝之前连衣冠都没有，更甭想“衣冠人物”和“道德文章”）……恶倭名，更号日本……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
直到“遣唐使”一批批来大唐跪拜求学打秋风，中华才对日本稍加留意。其中一批贡使来唐，副使仲满（阿倍仲麻吕）“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
朝衡就是晁衡，他在天宝十三年忽起思乡之情，想搭乘遣唐使藤原清河的便船“衣锦还乡”，中途遇风，差点儿被淹死。诗仙李白以为和自己一块吃过倭瓜并收受过对方一件日本裘皮大衣的晁衡死了，有《哭晁卿衡》一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哭，肯定也不是真哭。三天之后，李白就把这位“死人”忘了。过了数月，忽然惊见晁衡现身于长安一个王公的酒席间，李白实实吓了一大跳。
不过，诗也没白写，此诗后来被人称为“中日友谊史上传诵千年的名作”。
半岛也三国
高丽、百济、新罗与唐朝的关系
今天的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存有高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其中，高丽名声最大，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
隋炀帝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
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高丽“遣使称臣”并不感冒，他对臣下说：“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
裴矩、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尊。”
这话听上去虽有些“沙文主义”味道，但确实有道理。当时的高丽国王，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的异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的虚实，于是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死的隋朝将士尸骨，平毁高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
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修建千里长城，准备抵抗大唐。
后来，高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泉盖苏文杀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宫把高丽王高建武也宰掉，转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自为莫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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