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正在做官，又是个忙人。我们见了面，也没什么话说。我又不会讲虚套，何况对他呢？所以还是不见面的好。你是记得的：我们当年参加‘励志社’，头一条誓言是什么？”
吴柱国笑了一笑，答道：
“二十年不做官。”
“那天宣誓，还是邵子奇带头宣读的呢！当然，当然，二十年的期限，早已过了——”余教授和吴柱国同时都笑了起来。吴柱国捧起那盅龙井，吹开浮面的茶叶，啜了一口，茶水的热气，把他的眼镜子蒸得模糊了。他除下眼镜，一面擦着，一面觑起眼睛，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次回来，‘励志社’的老朋友，多半都不在了——”
“贾宜生是上个月去世的，”余教授答道，“他的结局很悲惨。”
“我在国外报上看到了，登得并不清楚。”
“很悲惨的——”余教授又喃喃地加了一句。
“他去世的前一天我还在学校看到他。他的脖子硬了，嘴巴也歪了——上半年他摔过一跤，摔破了血管——我看见他气色很不好，劝他回家休息，他只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他的环境困得厉害，太太又病在医院里。那晚他还去兼夜课，到了学校门口，一跤滑在阴沟里，便完了——”余教授摊开双手，干笑了一声，“贾宜生，就这样完了。”
“真是的——”吴柱国含糊应道。
“我仿佛听说陆冲也亡故了，你在外国大概知道得清楚些。”
“陆冲的结局，我早料到了，”吴国柱叹道，“共产党‘反右运动’，北大学生清算陆冲，说他那本《中国哲学史》为孔教作伥，要他写悔过书认错，陆冲的性格还受得了？当场在北大便跳了楼。”
“好！好！”余教授突然亢奋了起来，在大腿上猛拍了两下，“好个陆冲，我佩服他，他不愧是个弘毅之士！”
“只是人生的讽刺也未免太大了，”吴柱国欷歔道，“当年陆冲还是个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
“何尝不是？”余教授也莫奈何地笑了一下，“就拿这几个人来说：邵子奇、贾宜生、陆冲、你、我，还有我们那位给枪毙了的日本大汉奸陈雄——当年我们几个人在北大，一起说过些什么话？”
吴柱国掏出烟斗，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吁着烟，若有所思地沉默了片刻，突然他摇着头笑出了声音来，歪过身去对余教授说道：
“你知道，嵚磊，我在国外大学开课，大多止于唐宋，民国史我是从来不开的。上学期，我在加州大学开了一门‘唐代政治制度’。这阵子，美国大学的学潮闹得厉害，加大的学生更不得了，他们把学校的房子也烧掉了，校长撵走了，教授也打跑了。他们那么胡闹，我实在看不惯。有一天下午，我在讲‘唐初的科举制度’，学校里，学生正在跟警察大打出手，到处放瓦斯，简直不像话！你想想，那种情形，我在讲第七世纪中国的考试制度，那些蓬头赤足，跃跃欲试的美国学生，怎么听得进去？他们坐在教室里，眼睛都瞅着窗外。我便放下了书，对他们说道：‘你们这样就算闹学潮了吗？四十多年前，中国学生在北京闹学潮，比你们还要凶百十倍呢！’他们顿时动容起来，脸上一副半信半疑的神情，好像说：‘中国学生也会闹学潮吗？’”吴柱国和余教授同时都笑了起来。
“于是我便对他们说道：‘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一群北京大学领头的学生，为了反日本，打到一个卖国求荣的政府官员家里，烧掉了他的房子，把躲在里面的一个驻日公使，揪了出来，痛揍一顿——’那些美国学生听得肃然起敬起来，他们口口声声反越战，到底还不敢去烧他们的五角大厦呢。‘后来这批学生都下了狱，被关在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内，一共有一千多人——’我看见他们听得全神贯注了，我才慢慢说道，‘下监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日公使的，便是在下。’他们哄堂大笑起来，顿足的顿足，拍手的拍手，外面警察放枪他们也听不见了——”余教授笑得一颗光秃的头颅前后乱晃起来。
“他们都抢着问，我们当时怎样打赵家楼的，我跟他们说，我们是叠罗汉爬进曹汝霖家里去的。第一个爬进去的那个学生，把鞋子挤掉了。打着一双赤足，满院子乱跑，一边放火。‘那个学生现在在哪里？’他们齐声问道。我说：‘他在台湾一间大学教书，教拜伦。’那些美国学生一个个都笑得乐不可支起来——”
余教授那张皱纹满布的脸上，突然一红，绽开了一个近乎童稚的笑容来，他讪讪地咧着嘴，低头下去瞅了一下他那一双脚，他没有穿拖鞋，一双粗绒线袜，后跟打了两个黑布补丁，他不由得将一双脚合拢在一起，搓了两下。
“我告诉他们：我们关在学校里，有好多女学生来慰问，一个女师大的校花，还跟那位打赤足放火的朋友结成了姻缘，他们两人，是当时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柱国，你真会开玩笑。”余教授一面摸抚着他那光秃的头顶，不胜欷歔地笑道。他看见吴柱国那杯茶已经凉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地，去拿了一只暖水壶来，替吴柱国斟上滚水，一面反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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