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罗伯娘鼓着腮帮子，喘吁吁地，磨得案台上都是灰卤卤的油腻水。
“夫人——她临终留下了什么话没有？”顺恩嫂悄声问道。
罗伯娘停了一下，捞起围裙揩了一揩额上的汗水，闭上眼睛思索良久，才答道：
“我仿佛听见长官说，夫人进医院开刀，只醒过来一次，她喊了一句：‘好冷。’便没有话了。”
“这就对了——”顺恩嫂频频地点着头，脸上顿时充满了悲戚的神色。罗伯娘却从她手里把那两块抹布一把截了过去，哗啦几下把案上的污水揩掉。
“二姊，你还记得我们南京清凉山那间公馆，花园里不是有许多牡丹花吗？”
“有什么记不得的？”罗伯娘哼了一下，挥了一挥手里的抹布，“红的、紫的——开得一园子！从前哪年春天，我们夫人不要在园子里摆酒请客，赏牡丹花哪？”
“一连三夜了，二姊，”顺恩嫂颤抖的声音突然变得凄楚起来，“我都梦见夫人，她站在那些牡丹花里头，直向我招手喊道：‘顺恩嫂，顺恩嫂，快去拿件披风来给我，起风了。’前年夫人过世，我正病得发昏，连她老人家上山，我也没能来送，只烧了两个纸扎丫头给她老人家在那边使用，心里可是一直过意不去的。这两年，夫人不在了，公馆里——”顺恩嫂说到这里就噎住了。
罗伯娘把两块抹布往水槽里猛一砸，两只手往腰上一叉，肚子挺得高高的，冷笑了一声，截断了顺恩嫂的话：
“公馆里吗？还不是靠我这个老不死的在这里硬撑？连‘初七’还没做完，桂喜和小王便先勾搭着偷跑了，两个天杀的还把夫人一箱玉器盗得精光。”
“造孽啊——”顺恩嫂闭上了眼睛，咂着干瘪的嘴巴直摇头。
罗伯娘突然回过手去揪住她那一头白麻般的发尾子，拈起了案上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在砧板上狠命地砍了几下哼道：
“我天天在厨房里剁着砧板咒，咒那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天打雷劈五鬼分尸。’桂喜还是我替夫人买来的呢，那个死丫头在这个屋里，绫罗绸缎，穿得还算少吗？小王是他老子王副官临死托给长官的，养了他成二十年，就是一只狗，主人没了，也懂得叫三声呀！我要看看，那两个天杀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
顺恩嫂一直闭着眼睛，嘴里喃喃念念，瘦小的头颅前后晃荡着。
罗伯娘放下菜刀，直起身子，反过手去，在腰上扎实地捶了几下。
“桂喜和小王溜了不打紧，可就坑死了我这个老太婆。这一屋，里里外外，什么芝麻绿豆事不是我一把抓？清得里面来，又顾不得了外面。单收拾这间厨房，险些没累断了我的腰。”
罗伯娘说着又在腰上捶了几下，顺恩嫂走过来，捧起了罗伯娘那双磨起老茧的胖手。
“算你疼惜他们，二姊，日后小姐出嫁，再接你去做老太君吧。”
“我的老太太！”罗伯娘摔开了顺恩嫂的手叫道，“你老人家说得好，可惜我没得那种命，小姐？”罗伯娘冷笑了一声，双手又叉到腰上去，肚子挺得高高的。
“我实对你说了吧，老妹。今年年头，小姐和一个有老婆的男人搞上了，搞大了肚子，和长官吵着就要出去，长官当场打得她贼死，脸都打肿了。那个女孩子好狠，眼泪也没一滴，她对长官说：‘爸爸，你答应，我也要出去，不答应，我也要出去，你只当没有生过我这个女儿就是了。’说完，头也没回便走了。上个月我还在东门市场看见她提着菜篮，大起个肚子，蓬头散发的，见了我，低起头，红着眼皮，叫了我一声：‘嬷嬷。’一个官家小姐，那副模样，连我的脸都短了一截。”
“造孽啊——”顺恩嫂又十分凄楚地叫了起来。
“我们这里的事比不得从前了，老妹，”罗伯娘摇动着一头的白发，“长官这两年也脱了形，小姐一走，他气得便要出家，到基隆庙里当和尚去。他的那些旧部下天天都来劝他。有一天，我看着闹得不像样了，便走进客厅里，先跑到夫人遗像面前，跪下去磕了三个响头，才站起来对长官说道：‘长官，我跟着夫人到长官公馆来，前后也有三十多年了。长官一家，轰轰烈烈的日子，我们都见过。现在死的死，散的散，莫说长官老人家难过，我们做下人的也是心酸。小姐不争气，长官要出家，我们也不敢阻拦。只是一件事：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一半早进了棺材，长官一走，留下少爷一个人，这副担子，我可扛不动了。’长官听了我这番话，顿了一顿脚，才不出声了。”
“二姊，你说什么？少爷——他从外国回来了吗？”顺恩嫂伸出她那双鸟爪般的瘦手，颤抖抖地抓住了罗伯娘的膀子，嗫嚅地问道。
罗伯娘定定地瞅着顺恩嫂半晌，才点着头说：
“老妹子，可怜你真的病昏了。”
“二姊——”顺恩嫂低低地叫了一声。罗伯娘也没答理，她径自摆脱了顺恩嫂的手，把腰上的围裙卸下来，将脸上的油汗乱揩了一阵，然后走过去，把放在米缸上淘干净的一锅米，加上水，搁到煤球炉上，才转过身来对顺恩嫂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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