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战败，驾崩白帝城的一回，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夏先生把整段引了下来细论，尤其是永安宫刘备托孤的一节，暗藏玄机，值得推敲：
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论？”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刘备一心恢复汉室，有问鼎天下之雄心，传位子嗣当然为第一要务。然而刘备也深知嗣子愚弱，若无孔明誓死效忠，万无成事可能，刘备要孔明取而代之，很可能也在试探他的忠贞，聪明如孔明，心里明白，所以才会有“汗流遍体，手足失措”的强烈反应，刘备看见孔明“叩头流血”，痛表心迹之后，果然也就未再坚持禅让了。这是夏先生极为深刻细致的看法，罗贯中是精通中国人情世故，深谙中国政治文化的作家，所以才可能把刘备、孔明君臣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写得如此丝丝入扣。夏先生对于《三国》这一章节如此结论：
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出如此动人君臣诀别的场面了。罗贯中恰如其分把二人之间为了共同大业而建立的永恒情谊描写出来。然而同时他也并未忽略此一哀婉动人场面的政治含义。如此，他把刘备塑造成一个令人难忘而可信的历史人物。
数百年来，中国读者一面倒同情蜀汉的失败英雄，那就是因为罗贯中把诸葛亮的忠与刘玄德的义，写得如此感人肺腑。
《水浒传》把中国白话小说发展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水浒传》开始大量采用生动活泼的口语白话，而且塑造人物、铺陈故事，能不拘于史实，更向小说形式靠近。夏志清先生对于《水浒传》在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小说艺术上的成就都予以肯定，他也称赞《水浒传》中英雄好汉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塑造突出，性格刻画生动，但夏先生对于这部小说透露出来潜藏在我们民族心理的黑暗面——一种嗜血滥杀、残忍野蛮的集体潜意识冲动，则给予相当严厉的批判。在这点上，夏先生道出许多前人所未能及的创见，使我们对《水浒传》的复杂性能够更深一层地了解，而又厘清我们判断《水浒传》时一些道德上的困惑。
历来褒奖《水浒传》的论者，都把此书称誉为梁山泊草莽英雄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侠义小说。其实这一群一百零八个天罡地煞说穿了，也不过是一个强盗集团，是洪太尉无心放走下降凡尘扰乱人间的“妖魔”。这个梁山泊的草莽集团十分特殊，盗亦有道，并非一般乌合之众。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有信仰，他们标榜一种“英雄信条”（heroic code）。《水浒传》中这种“英雄信条”的特色是：遵守义气、崇尚武艺、慷慨疏财、不近女色，却纵情酒肉。夏先生指出，这个纯男性中心的集团最特异的地方便是仇视女色，视女色诱惑为英雄气概的最大威胁，因此，《水浒传》中的几个“淫妇”必须铲除，阎婆惜给杀了头，潘金莲、潘巧云都遭到开膛剜心最惨烈的惩罚，至于梁山泊队里的母夜叉、母大虫、一丈青已是“女丈夫”了，自然不会构成女色诱惑的问题。其实以现代心理学来解释，梁山泊的男性集团这种极端禁欲主义，与好汉们的残忍虐杀行为，是有因果关系的。
《水浒传》的英雄好汉，他们加入梁山泊集团前，如林冲、武松、鲁智深都能恪守“英雄信条”，是堂堂丈夫，但一旦加入集团，他们的个人身份消失，于是这一群梁山泊草寇他们集体行动所遵守的，不过是一种“帮会行规”，夏先生认为对于他们所标榜的“英雄信条”，反倒变成了一种讽刺。这些煞星，一旦聚集在一起，个性泯灭，在一种集体意识的引导下，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像一架庞大的杀戮机器，下山招兵买马打家劫舍。宋江率众三打祝家庄、扫平曾头市，都是杀戮甚众，无辜妇孺惨遭斩草除根的场面。夏先生对于《水浒传》中肆意描写这些残暴事件有这样的评论：
说书人当年传诵这些故事于市井，唯以取悦听众为务，未必能够弄清个人英雄事迹与集体暴虐行为的分别。但这些故事迄今犹流传不衰，的确显示中国人民大众对痛苦残忍的麻木不仁。但正因为书中对暴虐的歌颂是不自觉的，现代读者倒可以把七十回标准本看作一则充满吊诡的政治寓言（一旦众好汉全部聚集一堂时，他们遂变成政府的有效工具而失去帮会性格）：官府的不公不义，是激发个人英雄主义的条件，但众好汉一旦成群结党，却又足以斫伤这种英雄主义，而制造出比腐败官府更邪恶的恐怖统治。其实这就是地下政党的老故事：在求生存争发展的奋斗中，却往往走向它声称所要追求的反面。
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复仇之心特别炽烈，这股仇恨一旦燃烧，这些天罡地煞便显现了妖魔原形，大开杀戒。书中武松血溅鸳鸯楼是著名的杀戮场面，武松复仇，砍杀张都监之后，开始屠杀张都监全家，连几个在场唱曲儿的女娘也不能幸免。武松杀得性起，说道：“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一直砍杀得刀都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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