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人民
一 南方与北方
研究任何一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或琉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维龙（Fran Cois Villon），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像“十八世纪”那样的名称，还不如称为“约翰逊（Johnson）时代”来得有意义。因为只稍提醒约翰逊的一生行事：他所常出入的伦敦四法学院怎样，他所常与交谈的友侪怎样，整个时代便觉得生动而充实起来了。设使有与约翰逊同时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伦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中也许有同样足资吾人榜样者，然一普通伦敦市民终不足引起吾人之兴趣，因为普通人总归是普通人。不论普通人喝烧酒也好，呷立顿茶也好，都只算是社会上无足轻重之偶发事件，毫无特色可言，因为他们是普通人。
倘若为约翰逊，则他的抽烟和时常出入伦敦四法学院，倒也是于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伟人的精神用一种特具方法反映于当时社会环境而垂其影响于吾人。他们的优越之天才，能影响于他所接触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响。他们受所读书本之影响，亦受所与交际之妇人的影响。若令较为低能的人物与之易地而处，则不会有什么特征可以发现。是以在伟人的生命中，生活着整个时代的生命。他们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优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论到研究一整个国家，那普通人民便千万不容忽略过去。古代希腊的人民，并非个个都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处散播培根（Bacon）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种子。谈论希腊而只想到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Pericles）、阿斯帕西亚（Aspasia）寥寥数人，势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错。盖吾人尚须想及索福克勒斯的儿子尝以家务纠纷控诉乃父，更须想及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同时代的人物，他们不完全是爱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却是终日狂饮饕餮，唯以醉饱为务。争辩纷纭，谲变狡猾，唯利是图，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的典型。唯利是图，诈谲多变之雅典人性格，有助于吾人之了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颠覆之理，适如伯里克利与阿斯帕西亚之使吾人了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为伟大。倘个别地加以评价，则他们的价值几等于零，但倘以集体来观察，则他们之所影响于国运之力量至为宏大。是以过去的时代，已无法将他们加以改造，至现代国家中，所谓普通人民，固未尝一日与吾人须臾离也，安得以等闲视之？
但是谁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样一个形象？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体格上、习惯上，大抵异于北方人民，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曼民族。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因而在专制帝政统治下，赓续数世纪之久，得以相安无事。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中国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播植，而同化比较温顺之土著民族。这替中国建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友爱精神，虽欧洲今日犹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错杂之甚。一个欧洲籍人倘旅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虽略费麻烦，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植事业逐渐扩展，其大部盖获助于书写之文字，此乃中国统一之显见的标志。
此种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时令吾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种族歧异、血统歧异之存在。仔细观察，则抽象的“中国人民”意识消逝，而浮现出一种族不同之印象。他们的态度、脾气，理解各个不同，显然有痕迹可寻。假使吾们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那时立即可使吾们感觉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为一方面，吾们有北方人民，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爱滑稽，常有天真烂漫之态，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脑筋来得保守，因之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如不甚关心者。他们便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争皇位之武人的生产者。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国许多旧小说之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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