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铺着古砖，有的已经破碎，院子中间摆着一个孩子做的日晷仪。架子是立夫找到的断石碑，有二尺高，找到之后，央求门房替他扛进去，就立在院子中间。立夫在上头放了一块灰色的砖，有一尺见方，砖上面有一个一毛钱买的日晷仪，是一个木匣子，上面标出钟点儿时刻，一根红绳子用以投射太阳的影子，中间有一个小的圆盘，那个小圆盘表面儿上有一个指南针。因为搬来的断石碑的顶端并不平，他在下面垫上碎砖使石碑平正，那个三寸木造的日晷仪放在院子中心巨大的架子上，有点儿滑稽可笑。不过不能不说明的是，有时候他把日晷仪拿下来，在原来那个地方儿，安放笼子逮家雀儿。
他还做了一个更大一点儿的东西。有一次，他把一根棍子放在日晷仪一旁，由棍子上直伸出一根绳子，向着院子的南端，和小日晷仪上的红绳子正好平行，照着小日晷仪的阴影儿，在地面上标出钟点时刻来。他母亲任凭他这样去玩儿，就犹如她宽纵他别的事情一样，尤其日晷仪含有勤勉的学生爱惜光阴之意。但是院子正中间横着一根绳子对人来往不方便，他母亲和用人有几次被绳子绊倒，所以他必须取消这种实验。可是院子里砖地上表示二十四小时的记号，现在还可以看得出来。偶然有客人来，看见那些记号，颇感意外。而立夫自己则从那种实验，获得了有关冬夏两季太阳移动的角度的明确知识。
客厅是中等家庭的典型式样。他父亲的遗像挂在东墙的正中，左右是一副对联，是一位大学士的书法真迹，这也算他家寥寥可数的一件传家之宝。对联的上款落的是他父亲的名字，当年由一个朋友代求的。屋里地下铺着席子，顶棚和窗子糊着白纸，屋里因此显得相当整洁。一张普通的红木方桌靠墙摆着，一家三口便用做饭桌。立夫的小书桌靠着东墙的窗子。几把木头椅子，一把藤条长靠椅，上面铺着垫子，一把用旧的藤椅子，棕红色而表面光滑。在东墙他父亲相片下面，靠墙摆着一张半圆的桌子。这就是屋里所有的家具了。敞开的书架子上摆着书，大部分是立夫他父亲的遗物。其中有一部珍本的《资治通鉴》，几种诗文集，除去一部十三经之外，再没有什么古典学术名著。这是因为他父亲像大多数朝廷的官员一样，只要能考中科举，在一般经典之外，不必再去钻研考证语文等学问，已经可以安然度日。还有几种参考书，立夫的教科书，再有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立夫已经完全读到肚子里。那套文集在中国那十年之内，代表了西方全部的新思想知识。
当然毫无疑问，立夫就是这所小庭院之内的圣人。他母亲不断对儿子的表现感到惊讶，感到茫然不解，正如好多宠爱儿子的母亲一样。
让他母亲茫然不解的是，立夫是先天不足，早产下来，但是却平安无事。他母亲只知道对儿子爱护备至，却不知道教育他。她听见傅先生对儿子大加赞美之时，只是微微一笑，却不知如何作答。正像曾太太恭维木兰的母亲时，说：“您怎么会有这么个好肚子！”木兰的母亲也同样用这句话恭维过立夫的母亲。可是她对自己越得意，自己就越谦虚。那年春天，他们家在院子里养了一窝小鸡。一到傍晚，大家在灯下非常快活，母亲向儿子女儿说：“你们看这个有黑斑点的老母鸡。生了那一窝漂亮的小鸡！那么小那么红的嘴！那么黑那么圆的眼睛！那么好那么软的一身毛！有时候我觉得我等于是那个老母鸡一样。”立夫记得他母亲常常跟他说，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的上嘴唇中间有一片小小的干皮，很尖。所以小鸡的尖硬的嘴，又像立夫婴儿时的特点。
立夫由火车站回家之后，说他看见了那些人。他说：“三十五块钱买一双皮鞋！够我两年的学费了！”
他母亲说：“今年秋天你上学，要花的钱更多。要七八十块钱一学期呢。这让我想起来，你应当去收房租了。这不已经到了月底了吗？”
立夫就跑去收房租。
七月底，木兰的舅舅冯舅爷夫妇，带着女儿红玉自杭州回到北京，冯舅爷在杭州住了一年。红玉是很不凡的孩子。木兰和莫愁对她很好，过了好久，她才肯随便说话，才肯接受她俩送给她的吃食和礼物，并且她接受了之后，好像一个陌生人一样，说声：“谢谢。”过了好些日子，她才觉得轻松自然，才肯和阿非玩儿。珊瑚以为她一定是怕她的表兄表弟表姐，才那个样子，可是一个小孩子那么沉默寡言，确是不寻常。只费了很短很短的一段日子，她就学会了北京话的腔调，并且模仿表亲的话。她真是聪明过人，才五岁大，就已经学会认些字，木兰和莫愁不久又教了她不少的字。在姚家住了几个礼拜，她就很爱说话了，几个姐妹问她为什么刚来之后不肯说话，她说她怕说杭州腔调招人笑话。
冯舅爷此番由杭州回来，使姚太太心里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要趁着体仁不在家，把银屏打发走。她也要对得起银屏，要把她正式嫁出去，要尽量给她找一个好丈夫，因为她不愿自己的儿子受制于那个泼辣的女人。天下没有一个女人知道另一个女人对男人到底有何等的魔力。她认为体仁对银屏的迷恋是年轻人难免的事，由于青春时期天天在一起的缘故，并且相信一旦她不在了，儿子也就会把她忘记的。她还没给儿子物色个媳妇儿，不愿在他正式娶太太之前，先就有一个妾。她做母亲的是为了让儿子摆脱开银屏，才迫不得已让儿子出国，自己这样牺牲都是银屏的缘故，因此很恨银屏。她自己想到了一个主意，并没有说给女儿们听，可是等她哥哥冯舅爷一来，却告诉了她哥哥。冯舅爷向来是姚太太的同谋，也可以说是共犯。冯舅爷便假说在杭州碰见银屏的伯母，她伯母告诉冯舅爷要把银屏嫁出去，因为银屏已经成年，叫他在北京给她找个好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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