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胜芳集中,编在《冀中导报》的队伍里。从冀热辽的《群众日报》社也来了一批人,这两家报纸合起来,筹备进城后的报纸出刊。小川属于《群众日报》,但在胜芳,我好像没有见到他。早在延安,我就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我交游很少,也没得认识。
进城后,在伪《民国日报》的旧址,出版了《天津日报》。小川是编辑部的副主任,我是副刊科的副科长。我并不是《冀中导报》的人,在冀中时,却常常在报社住宿吃饭,现在成了它的正式人员,并且得到了一个官衔。
编辑部以下有若干科,小川分工领导副刊科,是我的直接上司。小川给我的印象是:一见如故,平易坦率,热情细心,工作负责,生活整饬。这些特点,在一般文艺工作者身上是很少见的。所以我对小川很是尊重,并在很长时间里,我认为小川不是专门写诗,或者已经改行,是能做行政工作,并且非常老练的一名干部。
在一块工作的时间很短,不久他们这个班子就原封转到湖南去了。小川在《天津日报》期间,没有在副刊上发表过一首诗,我想他不是没有诗,而是谦虚谨慎,觉得在自己领导下的刊物上发表东西,不如把版面让给别人。他给报社同志们留下的印象,是很好的,很多人都不把他当诗人看待,甚至不知道他能写诗。
后来,小川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在此期间,我病了几年,联系不多。当我从外地养病回来,有一次到北京去,小川和贺敬之同志把我带到前门外一家菜馆,吃了一顿饭。其中有两个菜,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适口的美味珍品。这不只是我短于交际,少见世面,也因为小川和敬之对久病的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才留下了如此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很少去北京,如果去了,总是要和小川见面的,当然和他的职位能给予我种种方便有关。
我时常想,小川是有作为的,有能力的。一个诗人,担任这样一个协会的秘书长,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来得,我认为是很难的。小川却做得很好,很有人望。
我平素疏忽,小川的年龄,是从他逝世后的消息上,才弄清楚的。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他却能跋山涉水,入死出生,艰苦卓绝,身心并用,为党为人民做了这样多的事,实事求是评定起来,是非常有益的工作。他的青春,可以说是没有虚掷,没有浪过。
他的诗,写得平易通俗,深入浅出,毫不勉强,力求自然,也是一代诗风所罕见的。
很多年没有见到小川,大家都自顾不暇。后来,我听说小川发表了文章,不久又听说受了“四人帮”的批评。我当时还怪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急于发表文章。
前年,有人说在辉县见到了他,情形还不错,我很高兴。我觉得经过这么几年,他能够到外地去做调查,身体和精神一定是很不错的了。能够这样,真是幸事。
去年,粉碎了“四人帮”,大家正在高兴,忽然传来小川不幸的消息。说他在安阳招待所听到好消息,过于兴奋,喝了酒,又抽烟,当夜就出了事。起初,我完全不相信,以为是传闻之误,不久就接到了他的家属的电报,要我去参加为他举行的追悼会。
我没有能够去参加追悼会。自从一个清晨,听到陈毅同志逝世的广播,怎么也控制不住热泪以后,一听到广播哀乐,就悲不自胜。小川是可以原谅我这体质和神经方面的脆弱性的。但我想如果我不写一点什么纪念他,就很对不起我们的友情。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写作的想法了,现在拿起笔来,是写这样的文字。
我对小川了解不深,对他的工作劳绩,知道得很少,对他的作品,也还没有认真去研究,深怕伤害了他的形象。
一九五一年吧,小川曾同李冰、俞林同志,从北京来看我,在我住的院里,拍了几张照片。这一段胶卷,长期放在一个盒子里。前些年,那么乱,却没人过问,也没有丢失。去年,我托人洗了出来,除了我因为不健康照得不好以外,他们三个人照得都很好,尤其是小川那股英爽秀发之气,现在还跃然纸上。
啊,小川,
你的诗从不会言不由衷,
而是发自你肺腑的心声。
你的肺腑,
像高挂在树上的公社的钟,
它每次响动,
都为的是把社员从梦中唤醒,
催促他们拿起铁铲锄头,
去到田地里上工。
你的诗篇,长的或短的,
像大大小小的星斗,
展布在永恒的夜空,
人们看上去,它们都有一定的光亮,
一定的方位,
就是儿童,
也能指点呼唤它们的可爱的名称。
它们绝不是那转瞬即逝的流星
——乡下人叫作贼星,
拖着白色的尾巴,从天空划过,
人们从不知道它的来路,
也不关心它的去踪。
你从不会口出狂言,欺世盗名,
你的诗都用自己的铁锤,
在自己的铁砧上锤炼而成。
雨水从天上落下,
种子用两手深埋在土壤中。
你的诗是高粱玉米,
它比那伪造的琥珀珊瑚贵重。
你的诗是风,
不是转蓬。
泉水呜咽,小河潺潺,大江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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