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也是冬季，一天清晨，有两个姑娘，到多伦道大院找我。在院里碰上了正要去上班的我们的总编辑老鲁。说明来意后，老鲁告诉她们，我还没有起床，就邀她们到报社去，先在他的办公室休息一下。
这两位姑娘，是北京一个文学团体，派出来和老年作家联系的。她们从济南坐了一夜火车到天津，已经很困乏了。
八点钟的时候，她们到了我的居室。她们衣着朴素，外面天气很冷，包裹得很严实。宽去了头巾外衣之后，我发现这两位姑娘，虽然态度腼腆，实在秀美异常，容光照人，立刻使我那空荡、破旧、清冷的房间增加了不少温暖和光彩。其中一个身材较高的，把一只小录音机，在我对面的桌子上，随手一丢，轻声说：“留下你的声音!”
众所周知，我是不大喜欢见客的，尤其是生人。有传说，一言不和，我就会中止和客人的谈话。另外，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留下些什么。
虽然这一句话，对我很是陌生，对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更容易有一种不祥的刺激性。但我看得很清楚，姑娘是一番诚意。她已经退回远处的座位，她那俊俏的脸上，流露着天真的微笑。她是在认真地完成上级交给她的任务，她希望的是，要不失时机地把工作做好。她根本没有考虑，“留下”二字，代表的是什么。
看到她的举止和表情，我也完全忘记了，她们要求我做的事，意味着什么。我高兴地和她说笑着，把声音留在那小小的盒子里。
这真是偶然的机遇。若干年后，如果真的有人，对我的声音有兴趣，把磁带一放，他一定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达观的人，非常乐观的人。
这就是青春的魅力。这些年来，凡是姑娘们叫我做的事，我总是乐意去做，不叫她们失望。即使她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也能很快原谅她们，同时容易引咎自责，先检讨自己。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怕死，还是不怕死。我见过亲人的死亡，那确是很痛苦，也很可怕。
我接近死亡，或者已经进入了它的樊篱，已经多次。有时是敌人把我赶到那里；有时是自己人，把我赶到那里；有时是大自然；有时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现在，当叫我留下些什么的时候，我竟忘记了这些不幸。我替她们做了很多事：找书籍，选原稿，在她们的笔记本上签名题字。
另一位较矮的姑娘，带着一只照相机，她给我照了好多相，然后两个人又轮流同我合影。这位姑娘更文静端庄。她在同我合影时，用双手抹抹头发，然后又平平衣裳前襟时的姿势神态，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当我做事的时候，她们前后帮助我，左右照拂我，使我受宠若惊，忘记了疲乏。
分别时，我叮嘱她们，照片洗好后，一定寄给我一份。
她们回去以后，就没有音讯。我也想得开：姑娘们回到机关，把录音机、照相机一交，就忙自己的事去了。到了这般年龄，她们的事情是很多的。
隔了一年多，她们的领导人，因为别的事，来到我家。谈话间，我和他提起了，两个姑娘在我这里作客的情形，还问到了照片的事。领导人答应回去给问问。
又隔了一段时间，领导人寄来几张照片，附着一封信，说“姑娘们照得并不好，资料组不愿给她们冲洗，就扔在一边了。现在勉强选了几张，给你寄去，希望原谅”云云。
我对自己的近年照片，一向没有兴趣，她们照的也确实平平，看来是漫不经心的。但其中有一张，我和拿录音机的姑娘的合影，我觉得还是照得不错的，姑娘的眼神非常好。只是没有我和拿照相机的那位姑娘的合影。
我把照片郑重地收藏起来。
今年冬季，我已迁入新居。因为地处偏僻，很少来客。
有一天清晨，听见一位女同志叫我，一时竟认不出，她自报姓名，才知道是时常想到的，那位拿照相机的姑娘。她的服装和发型，和上次都不一样了。在我眼中，她长高了一些，也瘦了一些。她已经做了母亲。那位拿录音机的姑娘，据她说，已调离了机关，也早结婚生孩子了。
她这次，是带了一班人马，来为我录像的。我从来没有录过像，我怕见那种光。来找的，我都以脑病拒绝了。但这一次，我不好拒绝，我要求她简单地照一下。
我换了一件新上衣，按照他们的要求，坐在那里。他们照了我的书房和起居室。至此，我就不只留下了声音，也留下了形象。然后，我和他们全体，又合拍了一张相片。
我要求她，回去以后，把这次的合影给我寄来。
她走了以后，就又没有了信息。我想：一定和上次一样，回去一交差，就算完事了。有了小孩，她就更忙了。
芸斋主人曰：风雨交加，坎坷满路。余至晚年，极不愿回首往事，亦不愿再见悲惨、丑恶，自伤心神。然每遇人间美好、善良，虽属邂逅之情谊，无心之施与，亦追求留恋，念念不忘，以自慰藉。彩云现于雨后，皎月露于云端。赏心悦目，在一瞬间。于余实为难逢之境，不敢以虚幻视之。至于个人之留存，其沉埋消失，必更速于过眼云烟矣。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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