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地处北方，桑树很少。只是在两家田地的中间，有时种一棵野桑，叫做桑坡，作为地界。这种桑树终生也长不高大，且常常中途死亡。因为那时土地是农民的生命线，寸土必争，两家都拼命往外耕，它的根生长延伸的机会，比被犁铧铲断的机会，要少得多。
如果有这种桑坡，两年春季，它也会吐出一些桑叶，当然很小，就像铜钱一样。这也是很可爱的，附近的儿童们，就会养几条小蚕，来利用、也可以说是圆满这微小得可怜的自然生态。
蚕儿与桑叶，天造地设，是同时出世。养蚕的规模，当然也是很小的，用一个小纸盒的盖子就可以了。养蚕的心，是很虔诚的，小盒子铺垫得温暖而干净。每天清晨，一起来就往地里跑，有时跑得很远，把桑坡上好不容易长出的几片新叶采回来，盖在小蚕的身上，把多余的桑叶，洒上点水，放在一边储存。
桑坡少有，而养蚕的伙伴又多，于是出现了供需矛盾，出现了竞争。你起得早，我比你起得更早，常常是天还不亮，小孩子们就乱往桑坡那里奔去。过不了几天，桑坡的枝条，就被摧残得光秃秃，再也长不出新的叶子来了。
去镇上赶集的路上，倒是有一片大桑树，是镇上地主家经营的。树很高，叶子也大，大人们赶集路过，有时给孩子们偷摘几片，那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喜剧还没演到一半，悲剧就开始了。蚕儿刚刚长大一些，正需要更多的桑叶，就绝粮了，只好喂它榆叶。榆叶有的是，无奈蚕不爱吃，眼看瘦下去，可怜巴巴的，有的饿死了，活下来的，到了时候，就有气无力地吐起丝来。
每年养蚕，最初总是有一个美丽的梦：蚕大了，给我结一张丝绵，好把墨盒装满。蚕只能结一片碗口大小的，黄白相间的，薄纸一样的绵。
和我一同养蚕的，是一个远房的妹妹。她和我同岁，住在一条街上。她性格温柔，好说好笑，和我很合得来。过年时，我们每天到三爷家的东墙去撞钟。这是孩子们的一种赌博游戏，用铜钱在砖墙上撞击，远落者投近落者，击中为胜。这种游戏，使三爷家的一面墙，疮痍满目，布满弹痕。
我们的蚕，放在一起。她答应我，她的蚕结的绵，也铺在我的墨盒里。她虽然不念书，也知道，写好了字，做好了文章，就是我的锦绣前程。她的蚕，也只能吐一片薄薄的绵。
我们的丝绵，装不满墨盒。十二岁我就离开了家。
几年前，我回了一次故乡，她热诚地看望了我。她童年的形象，在我的心里，刻画得太深太久了，以至使我几乎认不出她目前的形象。
我们都老了，我们都变了。我们都做了一场梦，就像小时候养蚕一样。
我对她诉说了，我少小离家，奔波追逐，患难余生，流落他乡，老病交加之苦。她也向我诉说了，她患了多年的淋巴结核，两个姐姐因为同样的病，都已丧生。她身体壮一些，活了下来，脖颈和胸前留下了一片大伤疤。她父亲无儿，过继了一个外甥。为了争夺财产，她上县进省，和表兄打了五六年官司，终于胜诉，人称“不好惹”。现在和公婆不和，和儿媳也不和。她大姐有一个儿子，早年参军，在新疆工作，她只身一人，去找过好几趟，来回做些买卖，人以为“能”。
她走了以后，据叔母说，她还好斗牌，输了就到田地走一趟，偷公家的大麻子或是棉花。现在老了，腿脚不灵活，就给人家说媒，有时也神仙附体。
听着这些，我的麻木了的心，几乎没有什么感慨。是的，我们老了，每个人经历的和见到的都很多了。不要责备童年的伴侣吧。人生之路，各式各样。什么现象都是可能发生，可能呈现的。美丽的梦只有开端，只有序曲，也是可爱的。我们的童年，是值得留恋的，值得回味的。
她对我，也会是失望的。我写的文章，谈不上经国纬业，只有些小说唱本。并没有体现出，她给我的那一片片小小的丝绵，所代表的天真无邪的情意。
故乡的桑坡，和地主家的桑园，早已不见。自从离开家乡，我也很少见到桑树。在保定读书时，星期日曾到河北大学的农业试验场，偷吃过红紫肥大的桑葚。“文化大革命”时，机关大院临街的角落，有一个土堆，旁边有一棵不大的桑树。每逢开会休息时，我好到那里，静静地站立一刻，但心里想的事情，与蚕桑无关。
我养的花木中，有一棵扶桑。现在这种花，在天津已经不大时兴了。它的叶子、枝干，都像桑树。桑树皮的颜色，与蚕的颜色，一般无二，使人深深感到，造物的奇巧，自然的组合，有难言的神妙。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下午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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