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干部进城以后，杨墨以他的专业资格，当了这个市的美术家协会秘书长，主任是他在延安时的同事。杨墨有一个特点，与朋友相处，很合得来。如果这个朋友成了他的上级，那就会发生矛盾，即使他的位置，原是这位朋友给他安排的。另外，每到一处，最初几天，表现很好，工作也卖力。但是，与上级发生矛盾之日，也就是他不再干活之时。立刻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他每天早起逛早市；午后跑北大关、文昌宫的小摊；晚上是去南市一带的夜市。他很俭朴，买东西很苛刻。那些熟识他的小摊贩，当着他的面就说：
“这位买东西，必是像白捡一样。”
他看准一件东西，不知要跑多少趟，慢慢和小贩磨价钱，磨到最低限度，才买了回来。
他买的那些东西，我并不喜爱，总是破破旧旧的，黑漆漆的，样子奇怪的。他说这才够得上文物，够得上年头，以后可卖大价。
那时，我也爱逛小市，常常结伴同行。每到一处，那些小贩，对我们都是白眼相加，甚至口出不逊。我就常常先买他们两件，也不还价，还是改变不了这种冷遇。杨墨对这些毫不在乎，甚至说：
“这些人，买卖破烂儿，都快饿疯了。”
他对我买的东西，也不满意，他说：
“到这里是买旧货，你只图新鲜漂亮!不过你喜欢，买了也行。别不还价呀!”
我们逛早市，就一块吃一些炸糕，逛南市，就吃一碗煮肠，很有风味，也很有趣。他是小吃内行，不吃正饭，专吃这些东西。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闲人，早市南市，总是挤不动的人流。
时间不长，美协的工作，就干不下去了，他又活动到北京一家报社。他的一个熟人，在那里管美术。不久，又和这个熟人干了起来，回到这个城市，不再去上班。这一次后果可是严重，先是开除党籍，后是开除公职，详细情形，我并不知道。
他像做梦一样，一下变成了无业游民。那时，我得了神经衰弱症，不能工作。他就常来找我，一块出去玩。他手里托着一个鸟笼子，里面养着一只红脖。有时，到他的住处坐坐，他那小小的房间里，还飞着一只黑色的小鸟。他说天津人喜欢养这种鸟，叫得很好听。我看他的两只鸟，都像主人一样，羽毛不整，没有什么精神。
有一天，我们两人转到了干部俱乐部的后门，那里有一些树木。我正在引逗他手里的红脖，市里的文教书记，走了出来，他和我们都很熟，好像是为我们的表现害羞，急急转身回去了。
这种场面，在目前或不算什么。在五十年代，干部提笼架鸟，游荡于冠盖进出之地，确使两方都会感到难堪。
杨墨并不在乎，严肃地对我说：“没有什么。这鸟，目前就是我的一切，也可以说，我的救命恩人是鸟，并不是那位书记。还有，我买的那些破烂，确实给我帮了不少忙。现在，我就是靠卖它们吃饭。”
我听了很觉凄惨，神经衰弱，差点掉下泪来。这些年，我见过很多干部的各式各样的不幸遭遇，还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断炊下场。他有时向我借点钱。另一位朋友，请他到家里教孩子们画画，是为了照顾他的生活。
这样过了两年，朋友们给他在街道工厂，找了个临时工作，每月工资四十元。
有了工作，也就很少见到他。偶尔相遇，他说，现在又交了一些新的朋友，找到了新的生活乐趣。
三中全会以后，他，他的爱人，他的儿子，多次到北京，找中组部，找那个报社，进行申诉，要求落实政策。政策终于得到一步步的落实，今年春节，杨墨的儿子，来告诉我：他父亲的党籍恢复了，级别也恢复了，就剩下补偿过去的薪金了。
他的儿子，高大黑粗，能活动，敢讲话，有办法，颇具父风。
芸斋主人曰：余与杨君，相识近五十年，迄今无大龃龉。虽非患难之交，亦曾同甘共苦。性格实不同，余信天命，屈服客观，顺应自然。而杨君确认：事在人为，主张能动。彼之一生，有顺有逆，然未尝改移信念。今国家眷顾老人，政策落实及其身，精神不减，体胖有加，亦可谓同辈中之一员福将矣。
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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