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九七二年，搬回了原来住处，便开始了不断修房的生涯。据说在我搬回来之前，机关已经大修过了的，只是门窗玻璃，就用了好几箱。这就是说，“文革”期间，门窗是全部破坏了。
搬回以后，对于房屋内部，我自己也做了一番修整，例如扫除地板上的垃圾，清理厕所中的粪便，刷洗墙壁上的标语，很费了一番周折。但一到夏季，下起雨来，每间屋子，几乎无处不漏，所有桶、盆、盂、罐，全部用来接漏水，还是顾此失彼，应接不暇。天花板先是大片洇湿，后是大片坠落。一天夜里，乒乓乱响，后屋一角，水如狂瀑，我接连从窗口往外倾倒出十几桶雨水。至于随时有被砸死的危险，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天晴以后，打电话给本区的房管站，不来人；亲自去请，来人看了一看，登记了一下，没有下文。我自己想，房管站可能是突出政治，不愿意给“走资派”修房，正如医院不愿给“走资派”看病一样。同院有一家是军属，房也漏了，请来了人。第一天，没有带家具，几位工人坐在院里小亭下，喝完茶，吸完烟，一到上午十一点就下班走了。第二天，带了家具来，还推了一斗车白灰泥来，又是喝茶吸烟，到十点半钟，一个小伙子上房了，把灰泥系上去，十一点又都下班走了。原来是把一小车灰泥，倒在瓦垄里，就算修好了。从此房顶走水不利，下雨时，屋里漏得更欢了。
有人说，要想叫房管站给你修房，必须送礼。但又有人说，点心、香烟之类不顶事，必须贵重东西，比如手表、大衣柜之类。
我自己现在都买不起手表、大衣柜，只好死了这念头，不找他们修了。但是到了雨季，房管站又不断派出人来，登记漏房户。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他一问房漏不漏，我就赶紧说：不漏。连屋也不想再叫他进来了。
有一次，雨过天晴，我正在屋里，整理被漏雨弄湿了的旧书，房管站登记漏房的人闯了进来，还是那个高个儿、有明显的流氓习气的中年人。这种人，很可能原来是一个农民，一个建筑工人，泥瓦活儿也很可能做得不错，但现在他只是拿着一支钢笔和一个小本本，成了官家的办事人员。他也可能知道了我的身份、处境和职业。他说：
“你的书不少呀。”
“嗯。”我无可奉告似的答应了一声。
“听说你的书都很贵重。”他笑着说。
“也说不上。”我答，“买的时候贵重，再卖出去就不值钱了。”
他抓起了一本书，在手里翻着。我最不喜欢别人乱翻我的书，而且书受了潮湿，稍微不留心，就会撕裂了的。
“这也算是‘四旧’吗?”他笑得越发狡猾了，“新近发还的吗?”
“是。”我说。
“什么名字?”
“《湘绮楼日记》。”
“房漏吗?”
“不漏，不漏。”
他对这些书，原来可能抱有一点希望，一看我很冷淡，无利可图，只好走了。
地震以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又找机关。机关抽调了一些人，组织了一个修房小组，又在街道上请了两位退休的老工人做师傅。对他们的收入来说，这叫做补差。
师傅们每天也就是干二三个小时的活，其余的时间，就是喝茶、吸烟。并可以公开对主人说：你这茶太难喝，你这烟太次了。然后就是谈今说古，说他们小时学徒如何规矩，又如何受苦，有什么过五关斩六将的动人事迹之类，滔滔不绝。
真正给我干活的，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难友王兴。当时，他还没有解放。
王兴，山东人。中等个儿，长得白净秀气。贫农出身，从小聪明，小学、中学都没有念完，就三级跳远似的，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贫农大学生，大家都羡慕，没毕业，就和一个漂亮的女同学结了婚。毕业后分配工作，几年之内，连升两级，市委书记当作重点培养，不久就升为我们机关的一名科长。
一九六六年三月，上级布置“突出政治大讨论”，号召说真话，说心里话。王兴根据所学知识，说太阳上也有黑点，因此犯了大错误。
同年七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他首当其冲，接二连三地挨斗。但不久就揪“走资派”，他又成了死老虎，只是叫他劳动，轻松了不少。
他真是诚心诚意地劳动着，改造着，没有怨言，甚至没有怨容。造反派一叫他的名字，他就应声而至，满脸笑容，所派任务，都完成得很好。
我们是集中到五楼顶上学习、劳动的。有一天，造反派叫王兴去擦五楼墙外面的过时标语。这标语当时是怎么写上去的，不得而知。但现在去擦，就非常危险，五层高楼，下临车水马龙的马路。楼墙外面，有一尺来宽的一条房檐，刚刚能站住脚，不用说叫我去刷，我一想，心里就发抖，腿就发软。然而王兴一听到命令，就满脸笑容地跳过墙去，站在那里了。
我不敢看他操作，回到小屋里去学习。我心里想：现在，人命就这样不值钱吗?但是王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他干完活，又笑嘻嘻地回来了。
从此，哪里高、哪里危险，都是叫他去。他也真行，学一行会一行，几年的工夫，电工，水暖工，泥瓦工，都可以说成了熟练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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