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运峰
在孙犁研究界，一向有“老孙犁”和“新孙犁”之说，所谓“新孙犁”，是指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的孙犁及其代表作品，因此，他的十本著作也冠名为“耕堂劫后十种”。
我认同这样的提法和做法。我觉得，“文革”之后的孙犁，在写作风格上确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和巴金一样，以独特的思考，独有的文字，独具的风范，达到了艺术和人生的新的境界。
孙犁是以《荷花淀》崛起文坛并蜚声海内外的。
1942年，《荷花淀》在延安《解放日报》刊出，作品中的湖光水色，苇叶荷香，给陕北高原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给人以明快的感觉，纯美的享受。从此，“荷花淀派”逐渐形成，其影响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年浩劫到来之前。
本来，孙犁是可以在清新、静美的风格上不断开掘下去的。他的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以及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与《荷花淀》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然而，“十年废于疾病”，“十年毁于遭逢”，使得孙犁的文学创作和艺术追求中断了将近二十年。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孙犁劫后余生，复出于文坛。人们期待老作家的，是继续写一些“荷花淀”风格的作品，并完成原计划中的《铁木后传》《风云后记》，等等。但是，孙犁却做出了出乎人们意料的回答：
自从我写过几篇关于白洋淀的文章，各地读者都以为我是白洋淀人，其实不是，我的家离这里还很远。
另外，很多读者，都希望我再写一些那样的小说。读者同志们，我向你们抱歉，我实在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了。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出。我只能说句良心话，我没有了当年写作那些小说时的感情，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
这些年来，我见到和听到的，亲身体验到的，甚至刻骨铭心的，是另一种现实，另一种生活。它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现实生活，大不一样，甚至相反。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神圣的战争。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的思想、行动升到无比崇高的境界。生活中极其细致的部分，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高尚情操。
这些年来，林彪等人，这些政治骗子，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践踏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反映到我脑子里，是虚伪和罪恶。这种东西太多了，它们排挤、压抑，直至销毁我头脑中固有的，真善美的思想和感情。这就像风沙摧毁了花树，粪便污染了河流，鹰枭吞噬了飞鸟。善良的人们，不要再责怪花儿不开、鸟儿不叫吧！它受的伤太重了，它要休养生息，它要重新思考，它要观察气候，它要审视周围。
假如我把这些感受写成小说，那将是另一种面貌，另一种风格。我不愿意改变我原来的风格，因此，我暂时决定不写小说。（《秀露集·戏的梦》）
孙犁重新发表作品，是从回忆亲朋故旧开始的。
孙犁天性好静，交游不广，但是，他对曾给予他帮助的友朋，充满了感激之情，即使是生活中的琐事细故，孙犁都铭感在心，至老不忘。邵子南、远千里、侯金镜、郭小川、何其芳、沙可夫、马达、赵树理、李季、茅盾、丁玲、田间、曾秀苍、曼晴、邹明、万国儒、邵红叶、陈肇、康濯，这些在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人物，在孙犁的笔下，是那样的亲切、平和、朴素，令人肃然起敬，感佩不已。这些文字，是孙犁晚年著作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艺术史、新闻史鲜活的资料。
孙犁出生于小康之家，父母、妻子的勤劳、本分、宽厚、善良，对他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孙犁投身抗日战争，他和父母、妻子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因此，对于父母、妻子，孙犁始终怀着一种歉疚、感念之情。《母亲的记忆》《父亲的记忆》《亡人逸事》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是字字血泪，句句柔情，催人泪下，动人心魄。
一九五六年，我在天津，得了大病，要到外地去疗养。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当我走出屋来，她站在廊子里，对我说：“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我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母亲的记忆》）
父亲对我很慈爱，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到保定上学，是父亲送去的。他很希望我成材，后来虽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里，没有当面斥责过我。在我教书时，父亲对我说：“你能每年交我一个长工钱，我就满足了。”我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父亲的记忆》）
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
“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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