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废的生活，我是可以了解的；他们也正是求他们的舒服，但他们的舒服实在是强颜欢笑；欢笑愈甚，愈觉不舒服，因而便愈寻欢笑以弭之；而不舒服必愈甚。因为强颜的欢笑愈甚与实有的悲怀对比起来，便愈显悲哀之为悲哀，所以如此。（十二，一三，信）
这些话尤其痛快，更无解释之必要了。所以他所持的这种“刹那观”，虽然根本上不免有些颓废气息，而在行为上却始终是积极的，肯定的，呐喊着的，挣扎着的。他决不甘心无条件屈服于悲哀的侵袭之下，约言之，他要拿这种刹那观做他自己的防御线，不是拿来饮鸩止渴的。他看人生原只是一种没来由的盲动，但却积极地肯定它，顺它猝发的要求，求个段落的满足。这便是他惟一的道路。其余的逃避方法，如火热的爱恋，五色云里的幻想，玄冥像伏流一样的沈思，迷迷恋恋的颓废生活，小姑娘的引诱大力士的压迫的死，……都只是诱惑的纠缠，都只是迷眩人的烟尘而已。他虽不根本反对这些麻醉剂，但他却明白证明它们的无效。无效这两个字，已足毁灭那些诱惑而有余了。所以我说佩弦的刹那主义是中性的，是肯定人生的（他说，“对我有一种趣味”），是能见之行事的。这三个特色正是近代科学的特色，别人对于这个有何批评，我不知道；我自己呢，得益已多，故不能默然而息。回忆在去年春我即有这种感想，常和佩弦说：“我们要求生活刹那间的充实。我们的生活要如灯火集中于一点，瀑流倾注于一刹那。”但何谓充实？怎样方能充实呢？我当时可说不出来，但他却已代我明白地喊出了。在今年一月十三日的信里，他还有几句很痛快的话：
我只是随顺我生活里每段落的情意的猝发的要求，求个每段落的满足，因为我既是活着，不愿死也不必死，死了也无意义；便总要活得舒服些。为什么要舒服是无庸问的，问了也没人能答的，直到永远？只是要舒服吧了。至于怎样叫做舒服，那可听各人自由决定。我意就是“段落的满足。”……
人生问题在我们心中只是这么一个样子。（我冒昧地代他说话。）
“你为什么活着呢？”
“我已经活着了，我且愿意活着。”
“你怎样活着呢？”
“我愿意怎样活着便怎样活着。”
这原来简陋得可笑，且不值得哲学家一笑的。可是我们决不能硬把明白单纯的化为艰深繁复，这真是没奈何的事情。渺小的我们，一生中的大事，只是认定“什么是我们的愿意！”这真是容易极了。在我们却也不见得很容易呢。
总之，《毁灭》这诗所给我们的至少有两个极重要的策略，在人生的斗争方面：第一个是“撇”字，第二个是“执”字，撇是撇开，执是执住，凡现在没有人能答的，答了等于没答的问题，无论大的小的，新的老的，我们总把它们一起撇开，且撇得远远远远的，越远越好。因为这些问题，我们既不能答，答了也无用；这简直是本来未成问题。即勉强要列入，也总归是个愚问，何如不答为佳。远远的将来时代我们原不能逆料，但我们留些问题给他们，也未必即是偷懒，也未必即是无用。宇宙间一切的问题，我们想包办不成？
至于执字，却更为重要。我们既有所去，即不能无所取。取什么呢？能答的问题，愿答的问题，必要答的问题，这三项，我们不但要解决它们，且要迅速地充足地解决它们。再说清楚一点，我们要努力把握这现在。刹那主义的所谓刹那，即是现在这一刹那。这一层意思，他也说得极为圆满：
我觉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往往只怅惘着过去，忧虑着将来，将工夫都费去了，将眼前应该做的事都丢下了，又添了以后怅惘的资料。这真是自寻烦恼。……譬如我现在写信，我一心只在写信上，更不去顾虑别的，耽误了我的笔，我要做完了一件才去想别件；我做一件，要做得无遗漏，不留那不必留的到以后去做；因为以后总还有以后的事。（十二，一，一三，信）
你如把今天的事推到明天，可是明天有明天的事呢？我们既肯定生活，―即使懒懒地活着，——就不能没有“执着”。希望一方面营生活，而又要屏去一切的执着，这完全是绮语，不但我们决不信，且这即使是可能，我们也觉得毫无所取。生活原是一种执着，我们既然已经活着，就不得不执着。我们所喜悦的只是老实而平常的话语。伟大的声音，在弱小的弦上不起共鸣；因此弱小忘了它的弱小，而伟大也无从见它的伟大。我们很相信，如自己肯承认是痴子，即使不是聪明人，也总可以少痴一点。
“撇开”是专为成就这个“执着”的。因为如不撇开那些纠缠，则有所牵萦，便不能把握这生命的一刹那，便不能使现在的生活充实而愉快。老子说得最好：“无之以为用。”这就是《毁灭》的根本观念：必摆脱掉纠缠，然后才能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毁灭》便是生长。《毁灭》正是一首充满了积极意味的诗。我谨以此语贡献于读者诸君，不知是否有当于作者的原意，有当于读者们之心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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